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经济成就，是以接近30年时间完成了初级工业化。这一成就和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乃至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都是很好的成绩。在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什么人或者什么力量推导的，则有非常不同的回答。毛泽东自己的回答偏重于政治层面，认为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贡献，在管理和组织方面，则意味着非常规的管理模式起着决定作用。另一种回答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提交的答案，他们的看法是比较技术化的：认为这个成就是共产党当权派在常规管理层面的非凡成就的体现。
把这两个相互争论的看法，进行通俗的表述，就是：毛泽东认为是共产党人坚持革命路线所以成功地动员了群众的高水平努力，所以有这样的成就。邓小平及其追随者认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对于正规化的管理是一种抵消和冲击，如果没有这些波折，发展成就原本可以更大。大体而言，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而执政，动员群众的能力较强，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水平不足，管理方面明显具有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特点；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共产党的管理“长腿”，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则格外强调共产党当权派的管理“短腿”。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现实看，应该如实承认，共产党作为革命者原本都处在旧中国的底层，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的积累是不足的，建国后在领导全民族进行快速工业化战略时，时间尚短，经验和教训的积累都还不足，未能在管理的制度化层面取得更多的成绩，在管理水平提高和理论化层面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这一点为邓小平主政之后的累次决议和决定所承认。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就对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和1978年的“工业三十条”给予很低的评价，这三个条例都是对新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制度化过程进行总结和探索努力的一部分，邓小平本人都曾经深度参与甚至是亲自主持起草。1984年的中共中央决定，从另外一个方面对这三次制度化努力不仅给予了极低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盘否定了这三次探索努力，希望从另外一个方面重新进行探索。这个决定还只是共产党官方从“体制内角度”出发，对于过去的管理规范化的批判，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前三十年所谓“务实派领导人”的管理经验积累，攻击为“僵化的旧体制”，进行了全盘否定。
毛泽东的回答偏重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结构的作用，认定共产党人的优势和强项在于摒弃了作为精英阶层的独特利益，因此能够获得群众的认同，所以管理的成就不在于上级对于下级的有效控制，而在于下级和群众对于管理目标的主动认同。所以，从毛泽东的视野出发，管理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共产党人作为执政集团的利益的涵盖性――体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毕生的努力方向是防止出现统治集团利益的狭隘性及其制度化。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动员全中国人力物力的条件，不在于管理集团的聪明能干，而在于统治集团摒弃和取消了狭隘利益的制度化。只要共产党当权派自身不追求狭隘利益，其他社会阶层就不可能捍卫自身的狭隘利益，举凡地主和资本家群体也只能放弃其狭隘利益。没有狭隘利益主导的中国社会，群众的积极性和努力水平可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这是毛泽东毕生努力的管理方向，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共产党人以非常低的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成功地动员了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建国后则取得了快速工业化的成就。
由于共产党人着力于消灭狭隘利益，扩张涵盖利益，在底层就产生了对于管理目标的高度认同，因此，共产党人可以运用低水平的农民和工人来从事管理事务。作为消除狭隘利益的第一个决定步骤，共产党人的管理者只索取极低的工资收入，同时却承担极高的管理事务。在管理系统中间，共产党人最后发展出一种“低成本、广覆盖”的管理系统，在战争期间就是通过这一低成本的政权模式去联系尽可能多的农村居民，取得稳定的人力物力支持，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建国后，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在全中国农村的基层建立有强大组织支撑的基层政权，一改两千多年历史惯例――皇权不下县。
杜赞奇在研究国民党政权在华北地区扩张基层政权过程，他提出一个“赢利型经纪”的概念――国民党依赖乡村社会的精英去扩张自己的政权，试图把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并从那里取得支持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这一国家目标被国民党所依赖的基层官员的个人赢利动机所抵消，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政权未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支持，同时由于赢利型经纪的利己需要，却极端恶化了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从这个失败的案例中间，我们可以从反面提炼出一个基本的基层政权建设的规则：由于农民庞大的农民极其穷困，人均剩余极少，如果国家政权建设不能实现低成本的话，按照通常方式来建设基层政权，则基层的运作成本和官员个人的赢利需要之和，将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忍受的剩余流出数量。在分田到户之后，中国农民负担的迅速加重，农民和基层政权的严重对立，都是政权建设常规化和高成本的必然后果。实际上，一个低成本的“毛氏基层政权”，是共产党在管理上的最高成就。
换言之，毛泽东时代基层政权向下延伸到农村居民层次，没有发生严重的官民对立，并且国家的工业化事业还能够从农村居民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支持，其全部支撑在于：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是低成本的，在低成本的政权中间相对有效地排除了基层官员的个人赢利动机。没有这个决定性的特点，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进行快速工业化战略，将缺乏起步阶段的必需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执政党超越狭隘利益达到涵盖利益的充分必要条件将是：政权的运作成本必须足够低，同时要能够有效地抑制官员的自利动机。
新中国的工业化事业，能够从农民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支持，这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运作成本低于农民对上输送的剩余。同时，毛泽东时代，官员无法在其职位上发财致富，也是自利性动机受到抑制的体现。这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能够轻易地超越“皇权不下县”传统，把政权建设覆盖全体国民，领导全体民众进行有组织的努力，从而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农业剩余以支持“重工业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在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有组织努力中间，还以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无报酬劳动，支持了巨大的公共设施建设，使得工业投资能够集中于重工业。而且，农民的有组织劳动，能够进行有效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低产田的投入，使得农业产出的提高过程中间，对于资本的需要降低到了最少限度，这也明显有利于投资的集中。
也正是在一个低成本、相对廉洁的政权体系中间，新中国的“票证”制度能够相对有效地运行，使得国家可以通过这一系统相对公平地分配有限的消费资料，保证大多数人生存条件的相对稳定，从而在宏观上保证了前工业化短缺时代的社会公平和政治稳定，这也是工业化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条件。
总而言之，共产党人在完成初级工业化时期，其管理的“长腿”是依托低成本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其短腿是管理的技术积累不足。后来邓小平运用胡耀邦当宣传部长，胡氏在报章上严厉抨击“决策不科学”“不讲经济效益”等等，这实际上是把管理的常规化指标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胡氏这个“批判性”的视野里，共产党人实际上远远不如国民党人，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是留洋博士，共产党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计委主任等关键岗位上的官员多数不到中学毕业程度，这是官员文化素质上的客观差别所在。特别是共产党人主导工业化战略的开始阶段，完全没有任何“科学的资料”作为决策依据，地质勘探、水利水文、土壤等方面的知识积累都少得可怜，仅仅从资料的存量上看都不可能支持所谓的“科学决策”。但是，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有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共产党的强大组织能力，可以把这些资源动员起来进行有价值的努力，缺乏“科学决策”实际上只能妨碍产出的最大化，但并不妨碍产出快速上升这一事态本身。
胡氏把管理的技术性标准作为唯一标准，把共产党政权的管理“短腿”突出出来，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人革命和执政的全部合法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快速工业化战略。无论后来的马屁文人写了多少歌功颂德的文章，都无法把初级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与那些受歌颂的共产党高官们可怜的管理学识之间建立起说得过去的因果联系。毕竟，新中国巨大的工业化成就和共产党人可怜的管理学识，乃是共产党执政时期两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若把观察视野局限在把这两者进行简单对照，是无法解释新中国巨大建设成就的。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共产党官员的管理成就，尚未在常规化管理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这说的都是要超越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才能实现资源动员的最大化取得建设上的最大成就。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共产党政权的管理不是因为其技术上的合理性超过了国民党，而是其政治上超越了旧政权的“狭隘利益”，也正是因为国民党政权持有的“狭隘利益”取向，所以他们不可能动员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抵抗外侮（抗战期间），也不能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经济建设。若按照胡耀邦宣传的口径，并把它绝对化，那么，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就是一个在管理技术上的倒退，共产党政权的存在期间就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是在国民党政权时代，拥有管理技术的精英们都恰如其分地处在领导地位上，而共产党赢得政权恰恰把那些缺乏基本管理素养的“泥腿子”送上了领导岗位（包括胡耀邦本人就是这样的“泥腿子”，胡才小学文化程度）。我们看到，今天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精英们，都乐意把胡耀邦拥戴为他们的“精神主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从胡氏宣传的基调出发，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都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