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从“旧农业”出发。表1列出三大（大田）“旧农业”作物——谷物、棉花和油菜籽——从1980年到2010年的亩产量。可以看到，在这期间，此三大作物的亩产量上升了约100%，亦即年均增长率约为2.4%，大体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谷物增长率（约2.3%／年，但人口则增加了2%／年——见下面）。显然，这不是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新型农业革命。 

　　但我们如果转而检视“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产值数据，这里讨论的新农业革命便会变得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在同期（1980年—2010年）内，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上升到之前的590%。其中，牧业产值上升到1042%，渔业产值则更上升到1904%。与之不同，小农业，包括菜果产值，上升较少，但仍然达到之前的407%。

显而易见，此期间的农业增长不在旧式的大田作物的单位面积亩产（重）量，而在新型的农业结构重新组合，转向更多的、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农作物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那样的改组，主要是源自中国人的食物消费的转化，那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来的，包括农民的大规模非农就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收入的增加。其结果是对肉-禽-鱼需求的大规模上升，从而导致农业结构本身的转化。正是那样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农业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化为越来越多的养殖以及菜果的生产。

如表3所示，变化首先可以见于蔬菜播种面积的大规模扩增，从1980年的0.47亿亩增长到2010年的2.85亿亩，达到之前的606%。水果种植同样，从1980年的0.27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73亿亩，是之前的680%。在1980年，蔬菜和水果的播种面积分别仅占总播种面积的2.2%和1.2%，两者结合起来仅仅占3.4%。到了2010年，蔬菜和水果的播种面积分别达到总播种面积的11.8%和 7.1%，加起来共占18.9%——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肉食（猪、牛、羊）生产也同样。它们的变化可以用产量（重量）来表达：从1980年的120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7900万吨，达到之前的660%。（国家统计局，1983：178；国家统计局，2010：表13-19）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农产品产值（相对农业总产值）所占比例的变化。从表4我们可以看到，谷物在（大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在此期间下降到仅为15.9%（虽然其所占总播种面积比例是55.9%），而蔬菜和水果所占比例则分别上升到18.8%和7.9%。肉食增加的幅度更大，2010年牧业产值足足达到农业总产值的30%，渔业产值也达到9.3%。1978年，牧业和渔业产值合计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8：99，表6-13） 到了2010年，上述的这些非谷物产值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66%，远远高于谷物所占的15.9%。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已经成为以这些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为主的“新农业”，不再是过去的以谷物、棉花和油菜籽为主的“旧农业”。

  

　　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谷物、棉花和油菜籽。在上文的表1中已经看到，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此期间上升了约一倍。同时，笔者在另一研究中，论证了即便是谷物生产，也在1995年到2010年间相当程度现代化了，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化肥、农药、科学选种和拖拉机。（黄宗智、高原，2013；黄宗智2014c：第8章）虽然如此，其产值仍然不到上述新农业的四分之一。人们仍然相当普遍地把谷物生产（或谷物、棉花和油菜籽）当作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部分。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改正的观念。 当然，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城镇人均50公斤肉禽鱼消费和农村25公斤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在蛋奶消费之间的同样幅度的差别。虽然如此，总体的变化显然是跨越各阶层的（虽然因收入差距而异）。作为这方面进一步的佐证，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资料显示，在1995年到2005年间，城镇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人群组之间的差别是：1995年，前者人均消费肉（猪、牛、羊）禽30.2公斤，后者17.5公斤；2005年，前者增加到37.5公斤，后者增加到23.7公斤（国家统计局，1996：表9-10； 国家统计局，2006：表10-13）。显然，这个变迁是涉及全人口的（赤贫者除外）。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食物消费的演变可以理解为多种消费中优先呈现的一种：无论是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城镇居民还是农村民众，都把肉禽鱼（以及高档蔬菜、水果）视作喜庆场合和至为理想的食物。对中国人来说，优质食物也许比其他消费品（如衣着等）更具有幸福和身价的文化意义。吃得好——像城镇上层人群以及台湾和香港等较富裕地区那样，是人们较普遍的意愿。因此，食物消费的转化（以及各种各样餐饮业的暴发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消费演变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它是伴随着城乡和各阶层人群收入悬殊以及其他更为突出的消费差别而来的。

人地压力在此期间也减轻了许多。图4展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城乡）总就业人数、农村劳动力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第一个变量主要伴随着就业人数自然增长而变动。第二个变量则不仅因就业人数的自然增加而变动，也因城镇就业人数的变化而变动：城镇就业人数越高，农村就业人数就越低。第三个变量则更受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非农就业人数越高，农业就业人数就越低。这里我们将特别关注第三条曲线，即农业就业人数，因为它直接影响劳均耕地面积——对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说，这是个关键的因素。

　　如图4所示，中国总就业人数在1980年到1990年间极为快速地增长，从四亿多人增加到约6.7亿人，这是因为人口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其顶峰。乡村劳动力的变动基本和总就业人数并行，从三亿人多增加到将近五亿人。至于农业劳动力人数，它既受到上述趋势的影响，同时也受到20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以及其他非农就业，如买卖与运输人员）的影响。总的来说，直到1990年，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要超过非农就业的增长。该年，农业劳动力达到将近3.8亿人的顶峰，也是人地压力的顶峰。是年，农业劳均耕地面积从1980年—1985年的约7亩降到仅5.9亩。③

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开始减缓（由于生育控制）而城镇就业同时快速增长。结果是，农业劳动力人数趋向水平线，在1995年到2000年间基本稳定于约三亿人。这段时间，城镇就业和农村非农就业的增加与农村劳动力自然增长人数基本扯平。

人地比例在世纪之交后开始显著演变。首先是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源自1980年后严格执行的生育控制，可见于全社会就业人数曲线的趋向水平线，全社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从1980年到1995年间的年平均1.37%下降到2005年的0.6%（亦见黄宗智，2014c：95）。同时，城镇就业再次蓬勃增长（在经过1980年—1995年间平均每年增加1500万人之后，于1997年—2000年间，由于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小国营企业人员大规模下岗，城镇就业增长降低到650万人一年，但在世纪之交之后，回升到每年约1000万人的增幅），导致农村劳动力人数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趋向水平线，而后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快速地下降。加上农村非农就业——乡镇企业就业以及其他非农就业——的增加，农业劳动力人数更加快速地下降，在2010年，已经降到2亿人以下。

那是非常激烈的变化，农业劳动力从十年前的2000年的3亿人减少到2010年的2亿人。如果和1990年的将近3.8亿人相比，则显得更加剧烈。从人地比例来说，劳均耕地面积从5.9亩增加到了约10亩——若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固然微不足道，但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还需要看到，“新农业”比“旧农业”既更“资本”密集化也更劳动密集化。而更多的劳均耕地，包括其中吸纳更多劳动力的新农业，以及新农业更高的附加值，再加上非农就业的收入，共同推动了上述的农业革命和食物消费的转化。

笔者与合作者在另一项研究中已经论证，这一切主要是由小家庭农场而不是规模化资本主义农场所推动的。而其所使用的更多的现代投入（即化肥、科学选种、拖拉机，以及其它的“资本化”投入，如塑胶拱棚、塑胶薄膜、温室等），其“资本”多来自农民的非农就业的艰辛收入，其总和其实要高于国家支农的投入，也高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投入。（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黄宗智、高原，2013；亦见黄宗智，2014c：第7、8章）这里要证实的则主要是：第一，中国经历了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这个事实，主要呈现于从旧式的“大田”农业（粮食、棉花、油菜籽）转向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第二，这是一个主要由人们食物消费的转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第三，这场农业革命也得助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是既来自生育率下降也来自非农就业上升的结果。

以上的变迁导致了日益扩增的城乡贸易。伴随新农业的兴起，农民的农业劳均生产率和收入显著提高（即便是在商业资本的苛刻榨取之下——那也是笔者研究过的一个课题，见黄宗智，2012；亦见黄宗智，2014c：第10章），因此，农民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城镇产品。在食物消费转化之外，比较富裕的村庄更能够购买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包括服装、手机、家用电器、电视、电脑，乃至于轿车等。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在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一个宽广和快速发展的城乡双向贸易体系之中（下文还要讨论）（即便土地买卖和银行贷款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此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单向贸易结构。

下面我们转入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农业革命与历史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类型的农业革命的比较，先是古典的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而后是20世纪日本和台湾地区-韩国的，依赖现代投入（诸如化肥、科学选种、拖拉机等）的农业革命，最后是印度最近的农业革命。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争论，传统农业和其现代化都遵循同一的市场经济规律（尤见Schultz，1964）——下面我们将论证，那是一个违反实际的错误认识。

（一）与英格兰的农业革命的不同

笔者在已经发表的农业三卷本中，集中探讨了中国明清以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变迁（黄宗智，2014a［1986，2000，2004，2009］，2014b［1992，2000，2006］，2014c），并把其与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根据相关的大量二手研究）作出详细的比较（黄宗智，2002；亦见黄宗智，2014c：第2章， 25-55）。这里仅仅简单总结其最主要的内容，并只注明一些最主要的文献和资料。

首先，我们要说明前现代中国和英格兰的农业在结构上的根本性差别。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化的体系，达到基本排除了动物养殖的地步（这是因为，依赖生产牛肉、牛奶和乳酪来支撑同样多的人口需要六七倍于谷物所用的土地——Buck，1937a：12）。而18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基本特征则是结合种植和养殖的混合型农业。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其农场平均面积是125英亩（750华亩），而中国的则只是1.25英亩（7.5华亩）。（黄宗智，2002）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世纪前后的变迁主要是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如从水稻种植转入棉花种植，后者每亩需工（包括纺织）总量是前者的十八倍，但所带来的收益则远远不到此比例；或从水稻转入蚕桑-缫丝生产，每亩需工约九倍，其收益则才约三四倍。那样的变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进一步的商品化，但其代价是单位劳动力报酬的递减——笔者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黄宗智，2014b［1992，2000，2006］）

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中的变迁则十分不同。在那个世纪之中，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畜力（以及畜肥来恢复地力），这是得益于圈地运动（之前牲畜是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不可能与种植业相结合）以及伴之而来的诺福克耕作制度，即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的轮作体系，小麦和大麦供人食，芜菁和三叶草供畜食。结果是农业产出以及劳均产出的成倍增长，以至于18世纪末，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足以能为其余的三分之二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这是众多学者已经证明的事实。（例见Wrigley，1985； Jones，1981； Allen，1992； Overton，1996； 亦见黄宗智，2002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其它相关的演变：释放了非农生产的劳动力，先是进入城镇的手工业生产（“原始工业化”），而后是工业制造业。同时，农业收入的提高和非农就业的收入推动了消费上的显著变迁（可以称作为“消费革命”），一如德弗雷斯（Jan de Vries）（关于荷兰的研究）、韦泽希尔（Lorna Weatherhill）（关于英格兰根据遗嘱认证记录的研究）等所论证的那样（De Vries，1993； Weatherhill，1993）。城镇在西北欧的发展（“早期城镇化”——De Vries，1984）则推进了城乡贸易，其中（亚当·斯密所谓的）农村的“粗糙产品”（rude products）与城镇的“制造品”（manufactures）进行双向的贸易，进而更成为国际间的贸易，伴之而来的则是日益扩增的社会分工、竞争、“资本”和“繁荣”（prosperity），一如亚当·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那样。（Smith，1976［1776］：尤见384-397）

更有进者，城镇的原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因此促使青年人可以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来获得经济独立的能力，由此促使更早和更高比例的婚嫁（结婚率），一如莱文（David Levine）、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等所论证的那样（Levine，1977； Schofield，1994）。此外，英格兰煤炭业的较早发展及其科技的进步也是其后来工业化的重要前置条件。而且，英格兰也获益于不列颠殖民地的资源。这些因素的交汇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来临。（Wrigley， 1988； 黄宗智，2002；亦见黄宗智，2014c：第2章）

这些演变都没有在长江三角洲发生。当地手工业生产仍然和农耕紧密缠结，各自为农户提供了其一部分的生计，不能单独维持农户全家的生计。几个世纪以来，棉花、纱、布生产的结合一直是小农农场不可拆分的“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20世纪机器纺纱的来临会把其拆开，但农村的织布业仍然维持了顽强的生命力）。蚕丝业基本一样，仅略有不同：植桑、养蚕和缫丝同样紧密结合（而丝织则由于其更高的技术要求以及丝织机的较高成本而成为脱离农家的城镇生产，是一项可以维持一家生计的生产）。即便如此，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缠结是和英格兰的原始工业化十分不同的。它强韧地一直维持到1949年之后，被称作“农业”主业的手工“副业”生产（诸如草绳、草篮、草帽、织布、针织、散养一两头猪等），即使不在一家一户中结合进行，也仍然在集体化的一村一村中结合进行——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农村工业化方才逐渐消失。即便如此，家庭作为一个分工的经济单位（半工半耕）今天仍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仍然展示了不同于现代西方高度个人化的型式。（黄宗智，2011；亦见黄宗智，2014b，2002）

一个关键的因素当然是中国特别沉重的人地压力。这不是一个可以仅凭理论建构来排除的因素（例如，Schultz， 1964）——我已在另文中集中分别讨论了此点（黄宗智，2014c：第9章；亦见黄宗智，2008）。这里只简单指出，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凭借的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先设定市场机制的运作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后争论，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过剩的劳动力，而他对过剩劳动力的定义则是零报酬的劳动。这其实是个稻草人，因为实际上，人口压力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一如“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的概念那样。显然，即便是在极高度的人口压力下，大多数人是不会为零报酬而劳动的，但这并不能抹掉上述中国和英格兰在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别。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人口的压力和市场的运作之间不是像舒尔茨认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如果有了市场机制的运作，便不可能会有人口压力），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国更沉重的人多地少资源禀赋意味着农业与手工业更强韧的相互结合、相互依赖，像一双拐杖那样一起来维持小农家庭的生计，而英格兰的相对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则比较容易让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就像其在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而相对更多的人均土地资源禀赋与诺福克耕作制度的结合，则意味着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加上新型的在城镇的就业，更意味着多得多的城乡物品交换和贸易（亦即更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那就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城乡贸易主要呈现为单向的物品流通，主要是经过地租来获取的农产品（即“榨取型的商品化”）以及通过内卷化生产（棉花、纱、布和蚕桑-缫丝的劳均报酬递减）来推动的商品化（即“内卷型的商品化”，是以边际劳动递减为代价的亩均产出的提高），而不是由营利型企业性的农业所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2014b：第5、6章）

由榨取和内卷推动的商品化，而不是由营利型农场所推动的商品化，使农民仍然处于生存边缘，故而严重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因为农民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城镇的产品。我们有关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农民所购买的商品的详细（满铁）实地调查资料：迟至20世纪30年代，两地农民所购买的城镇现代产品仅限于火柴和煤油，以及少量的棉布（棉布占其购买物品花费总金额的6.1%），所购买的传统城镇产品则限于盐、糖、酱油、食用油和少量的烟草（4.9%）、茶（3.3%）和酒（4.8%）。更贫穷的华北农村则根本不见烟草和茶，其所购买的酒在家计中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8%）。农民的市场交易主要只在于农民之间的以棉布换粮食或相反。（黄宗智，2014b：表6.1、6.2、6.3、6.4）这和德弗雷斯和韦泽希尔的研究所突出的18世纪的荷兰与英格兰农民所购买的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大橡木柜子、陶器、台布、银器等十分不同。（De Vries， 1993； Weatherhill， 1993）

简单概括，中国前现代（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贸易，和斯密所概括的双向、螺旋式上升的城乡（乃至于国际）贸易截然不同。把两者混淆，采用近年来有些学者惯常使用的含糊不清的所谓“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例见Pomeranz， 2000：17，和其它各处）概念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源自因为没有认真阅读斯密的原作，而简单想象一种全能和普世的市场动力，以为其必然存在于所有市场化的前现代经济体中，因而完全无视资源禀赋、市场结构、生产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等其它与市场相互作用的因素。

（二）与“东亚模式”的不同

至于东亚，杉原薰（Sugihara Kaoru）争论，它的经济模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源与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十分不同。（Sugihara， 2003）这固然是一个含有一定正确内容和吸引力的论点，因为东亚国家的农业显然确实比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化程度高得多。笔者也曾论证，东亚农业现代化的型式是“小而精”的家庭农场农业，与美国和西欧（虽然没有美国那么粗放）的“大而粗”农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较多依赖提高地力的化肥和（科学）良种，后者则更多依赖提高人力的拖拉机。（黄宗智，2014e；亦见黄宗智，2014c：附录，425-464）

但我们不该让这些共同点掩盖了其间非常重要的不同。正如汉利（Susan Hanley）与山村（Kōzō Yamamura）根据日本的“宗門改帳”（可以和西方人口史研究所使用的教会记录同样，为人们提供可以赖以“重构”一个社区的人口历史）的研究论证，日本的人口在德川时代后期的150年中所增无几，和18世纪的中国很不一样。（Hanley and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年到1950年间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过程中，务农人口基本稳定不变（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1979：11-12），因此，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完全呈现为农业劳均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与此不同，中国在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农业产出虽然每年增长了2.3%，但人口也增加了2.0%（而劳动投入则增加了更多）。结果是，农村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农业收入也基本没有增加。因此，中国的农业再一次呈现了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劳动密集化。它通过集体化而组织人们（包括妇女）每年工作更多天，投入更多的劳动，推动了更高的复种指数和在每一茬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如果按照每个工作日的收入来计算，实际上是没有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Perkins and Yusuf，1984； 黄宗智，2014b：第11章）

这一切是和工业经济中每年11%的增长率并行的。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也可以称作工业发展与农业内卷并行的）局面（“发展”在这里的定义再次不仅是产出的增长，更是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这是和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十分不同的状态。（Perkins and Yusuf， 1984： 第4章，第6章；黄宗智，2014b）

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具体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它主要不是节省了劳动力（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使一年种三茬作物成为可能（从单季稻 + 小麦转为早稻 + 晚稻 + 小麦），主要是因为拖拉机能够在特别紧张的“三秋”（秋收、秋耕、秋播）时间段里（在8月10日之前的两周之内），在收割晚稻和种下小麦之间，完成更多必须的翻土耕地工序，因此使推广一年三茬的耕作制度成为可能。如此，拖拉机悖论地推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黄宗智，2014c：192-195），而那样的“内卷”（即由于地力的限制，每一茬的按日劳动报酬会递减），则意味着按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停滞或缩减。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日本由于历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农业合作社。笔者已在另文中集中探讨了这个课题（黄宗智，2015a），这里只简单总结其主要结论：首先，日本的基层地方政府在明治晚期便把农业现代化确立为其主要的任务，为农民提供了现代的投入。其后，战后在美国的占领下（以及一群认同于罗斯福总统之前的“新政”政策的进步美国官员的影响下——Cohen，1987），实施了以建立小自耕农为农业主体的土地改革，而后设立了由农民控制的高度民主化的合作社，由这些合作社来接管之前地方政府相当部分的支农资源（因而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借此来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即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的服务。（尤见Kurimoto， 2004；Moore， 1990；Esham et al.， 2012；亦见黄宗智，2015a）结果是日本农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Hayami and Yamada， 1991：19，表1-2）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为农民确立了有尊严的生活，也为日本全社会确立了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避免了中国在改革期间所呈现的大商业资本对小农在极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的榨取（下面还要讨论）。结果是日本比较高的社会公平基尼系数：37.6（2008年），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行第65位，相对于中国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位。（C. I. A.，2015；亦见黄宗智，2015a）

衫原薰把较公平的分配也纳入到他建构的所谓东亚模式之中，但他根本没有考虑农业合作社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与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显著不同。（Sugihara， 2003）今天，农业只占日本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很低的比例，农村人口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已经不那么重要，但对（农民仍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来说，不解决农民乃是二等公民这个现实、不解决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便没有可能做到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笔者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详细论析过的问题。（黄宗智，2009，2010b，2013；更新于黄宗智，2014c：第11、12、13章）

合作社的问题多被观察者所忽视，但它其实远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其集体化时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没有能够像日本（尤其是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社来为小农的利益服务。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论证了如今中国的务农农户中，只有约三分之一是合作社的社员，而在那些合作社中，只有约20%能够被视作真正为农民所掌控并服务于农民利益的合作社。它们几乎全是不可能向国家正式银行贷款的小型合作社。此外，还有约30%是“翻牌”的合作社，是由出资的资本家所控制的，他们采用合作社的虚名是为了获取国家的补贴和资助。另外有约40%是性质介于两者之间的合作社。（黄宗智，2015a：27-29）因此，大多数的小农今天只能自己单独和“大市场”的商业资本打交道，被迫处于极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黄宗智，2012；更新于黄宗智，2014c：第10章）这是中国今天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特别显著的历史讽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源于农民革命的国家，一个在其早期曾经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而做到平等分配的国家，但在建立农业合作社和社会公平方面则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日本。中国今天特别需要的是，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改革——尤其是建立真正服务于农民的合作社，让仍占全民中大多数的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有可能克服如今的严峻社会不公。（黄宗智，2015a；亦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

另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比较是中国大陆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比较——后者是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另外两个主要国家／地区。它们和中国大陆的不同主要源自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虽然主要是为了日本本国的利益的统治），以及它们后来所经历的与日本相似的历史偶然巧合，即日本的地方行政传统和美国的占领政策（或决定性影响）的交结。

在台湾，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日本殖民地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现代投入。在1910年到1940年的三十年间，该地农业的化肥施用量上升到之前的730%，科学选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Ho，1968：318）农业产出因此在1917年到1937年间平均每年上升了3.6%，显著地超过了人口2%的平均增长率。（Lee［李登辉］ and Chen， 1979：78）结果是，在日本统治的五十年中，台湾农业产出足足翻了一番（Amsden，1979），相当于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一百年的增幅，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与中国大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历十分不同。

韩国的经历基本和台湾地区差不多。日本的殖民地政府为农业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灌溉面积扩大到之前的1600%，从1万公顷增加到16万公顷，同时，在1920年到1940年间，把化肥施用量从每公顷1.5公斤提高到208公斤。（Kang and Ramachandran， 1999：792，表6）同时期，韩国的人口只以平均每年0.87%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出则在1930年到193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9%（1920年到193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0.5%）。（Ban， 1979：92-93）总体来说，在1918年到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了1.4%，在此五十多年期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在一半的时间段中达到英格兰百年农业革命的成绩。（Ban， 1979：105）

被忽视的是，台湾地区和韩国与日本同样得益于一个历史巧合，即日本地方行政体系传统在美国的统治（或决定性影响）下，促成了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其关键因素是相似的：日本地方行政成功地为农业提供了现代投入；在美国的影响下，实施了使小自耕农成为农业主体的土地改革；由合作社来为农业产品提供了纵向一体化（加工和销售）的服务（虽然，韩国的合作社要到20世纪80年代方才具备农民的民主化参与——Burmeister et al.， 2001： 9-20；亦见黄宗智，2015a）。而成功的农业现代化则为较充分的城乡贸易和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使两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

日本（1880年—1950年）和韩国-台湾地区（1920年—1980年）与中国大陆（1960年—1980年）之间的关键不同在于，在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初始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不同的经历。在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农业产出的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上升，而中国大陆则没有。中国大陆真正的现代化（即连带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上升的）农业革命，包括农村消费城镇产品的增长（亦即城乡贸易的发展），要等待不同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现代投入的来临。

　　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对中国大陆真正的启示不是仅在其比较明显的劳动密集上的共同点，而更是其由于历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的高效农业合作社——它们成功地协助农民摆脱像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那样的商业资本对小农的榨取，借此为农民提供了有尊严的收入。悖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居然会变得比（曾经是革命的和完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要平等。上面已经说明，现代日本要比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平等。更使人惊讶的是台湾地区，其基尼系数是34.2（2011年），在世界1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47名，和韩国，31.1（2011年），排行第29名（C. I. A.，2015），远高于中国大陆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名）。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讽刺：曾经是革命的和完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居然在发展合作社方面要远逊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

（三）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与印度的比较

下面我们先借助比较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关于以上各国不同年代的人均GDP的合理估测，来为以上的讨论给出一个大约的量化概念，并借此进入与印度的比较。之所以说“合理”是因为麦迪森较少像许多其他学者那样受到理论-意识形态前设假定的影响，而之所以说“估测”是因为前现代的经济数据大多是依据轶事证据而来的，并没有现代经济数据那样系统的统计。虽然如此，麦迪森的估测，结合现代的统计数据，仍然可以为我们的质性论析提供一个大约的量化尺度。表5综合了麦迪森做出的相关估测。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数据所显示的变迁和其背后的动力：不列颠早在18世纪便已经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革命，远远早于中国大陆；日本则在1880年—1950年间成为经历了同样的革命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台湾地区（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所打下的基础）在1950年前便已经逐步迈向现代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麦迪森的数据，如果谨慎对待，为我们以上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量化维度。正像其数据所示，中国大陆的经验是和印度极为相似的：两国迟至1978年人均GDP仍然同样只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大陆是978美元，印度是966美元，与不列颠和日本相去甚远，与台湾地区和韩国也相去较远。

中国和印度的基本共同点在于其相对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在那样的制约下，两国在现代投入进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都没有能够成功进入现代型的变化。两国都处于年均2%的人口增长率压力之下（源自现代医药和公共卫生设施所导致的死亡率下降），由于此，其人口的增长基本“蚕食”掉了现代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如表5所示，在1950年到1978年间，两国人均GDP只呈现了较小幅度的增长。显著的现代化增幅要等待1980年以后的，来自非农经济发展的消费革命。

　　但是，我们需要同时指出，两国之间也有鲜明的不同：一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其合作者）所论证的那样，两国在1978年，虽然人均GDP大致相当，但中国在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上要远高于印度。表6显示，从1960年基本相同的婴儿死亡率出发，到1981年，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每千名婴儿中有150人死亡的人数降低到37人，而印度则只从165人降低到110人。同时期，中国把出生了的婴儿寿命预期从47.1岁提高到67.7岁，而印度则只从44.0岁提高到53.9岁。另外，中国把其男子识字率提高到68%，印度则只提高到39%。（中国的这些成绩当然主要是通过其由村庄集体组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卫生和教育而做到的。）森等学者争论，如此的差别正是中国之后所以能够更成功地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因（Drèze and Sen， 1995：第4章；亦见Saith，2008）。这里的关键概念是，社会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肇因。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银行的社会发展部以及社会发展与劳动保护单位这些进步组织的指导思想。（黄宗智，2009）

此外，麦迪森的数据还点出了中国和印度之间另一个相关的重要差别：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经济发展要比印度成功。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39美元，低于印度的619美元，主要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要在1978年便达到与印度相等的地步，中国的计划经济需要比印度经济增长得更快。根据麦迪森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在此期间增加了123%，而印度则只提高了56%。正如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1959年到1979年间，中国的GNP（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了2.7%，将近一倍于印度的1.4%（引自Drèze and Sen， 1995：67）。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在1952年到1980年间，达到年平均增长11%——根据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权威性研究（Perkins and Yusuf， 1984）。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简单认为计划经济是一无可取和完全失败的。

至此，我们可以转入对中国和印度新时代农业革命的基本共同性的论证。上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农业革命是怎样主要由中国人食物消费的转化所推动的，以及它是怎样重构了过去的农业结构。印度的经历与中国基本相似。在1977年到1999年间，印度的人均谷物消费从192公斤减少到152公斤（在城市从147公斤减少到125公斤）。同时期，人均水果、蔬菜、奶和奶产品，以及肉食-蛋-鱼消费分别增加了553%、167%、105%和85%。（Gulati， 2006：14）

以上已经指出，如此的变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研究者多习惯把农业革命认作要么是像古典英格兰农业革命那样，伴随某种新的投入（更多的耕畜使用）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后是机械的使用，颇为揭示性地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要么是所谓的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是主要依赖化肥和科学选种来推动的，主要体现于某些作物产出量的提高。两种革命都主要体现于某些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但是，在近三十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发展中，革命性的增长则主要是来自总产值的提高，即由于生产越来越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而不是某些作物的产量的提高。在这些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农业革命是十分相似的。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伴随其农业革命而来的农村社会变迁。印度的型式更像列宁在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论述的，农村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富农和无地雇农两极分化（Lenin， 1956［1907］）。到2000年，印度的资本主义化程度要比列宁当时的俄国更高：其农业劳动力中有足足45%是无地的雇农（相比于1961年的25%），其中有一半处于贫困线下（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估算）。（Dev， 2006：17-18）

改革期间的中国还没有呈现同样的状况。在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使用权是一村村地平均分配的，农民因此并没有简单分化为雇佣劳动的富农和被雇的无地雇农。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差距不大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只拥有使用权而不能出售其土地）。农民间收入的差别主要在于不同地区（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地区）的差别，而不在于同一村和同一地区内的差别。固然，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城镇而征用了不少（主要是城郊）土地，但看来迄今其总量大约不会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即总共约1亿亩，平均每年约300万亩）。（黄宗智，2015b：101-104，尤见第124页，尾注1）另外则是政府对龙头企业和大农场的扶持和资助，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之中。有的批判者认为，土地转让因此大规模上升，到2013年年底已经达到3.4亿亩的历年累积总数，亦即大约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Zhang， Oya and Ye， 2015：308）但是，众多的实地调查研究（见下文）显示，其中小农户之间的转让（离村打工者转让给留村的亲邻耕种）占较大的比例，绝对不仅仅是小农出让给企业、公司或大户。

2016年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过去一般在调查几年之后发表）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更可靠的依据来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转让。目前，我们需要看到，地方政府政策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向龙头企业倾斜，但直到十多年以后的2006年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还是只有约3%的农业劳动力是全职的农业雇工（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这部分原因是，承包制仍然强韧地主宰着农村的土地分配；同时，小农场一直展示顽强的生命力，乃至于许多农业企业都采用了与小农签订合同或订单的方式来经营，而不是直接雇用全职的劳动力。

事实上，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小农场仍然享有众多比大农场有利的条件：它们不必支付地租来使用别人的承包地；它们不用顾虑所雇用劳动力的工作激励问题，没有必要雇用管理人员；它们可以使用自家相对廉价的辅助劳动力（妇女和老人），辅之以就近从事非农打工的男劳动力在农忙季节中回家协助耕种和收割。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小农场的净收益率一般要高于大农场（黄宗智等，2012：5-9；黄宗智，2012，90-96，2015a：24-27）。小农经营的这些优点已经被众多的实地调查所证实，其中尤其扎实的是，高原关于山东聊城的蔬菜种植的研究（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153-157）、林辉煌关于湖北的棉花种植（也有养殖业）（林辉煌，2012）、陈柏峰关于皖南的脐橙种植（陈柏峰，2012）、焦长权关于湖北的烟草种植（焦长权，未刊稿）、高原关于聊城的粮食种植（高原，2014）以及张建雷、曹锦清关于皖中的粮食种植（张建雷、曹锦清，2016）的研究等。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众多的农业企业都采用了与家庭农场签订合同或订单的经营方式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型经营。

在新农业中，例如小规模的拱棚蔬菜种植，家庭作为一个充满弹性的生产单位，特别适合其所需要的密集、频繁、不定时的劳动投入，既廉价也高效。至于小规模的种养结合农场，它能够较好地利用“范围经济”效益（即结合两种或更多的互补生产活动，而不是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不像大农场那样依赖工厂生产的饲料。

即便是在“旧”的“大田农业”（谷物、棉花、油菜籽）中，小农场的生命力也可以见于其在最近15年中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耕-播-收，以及其使用除草剂来节省除草劳动力的经营方式。一旦其打工所得的“机会成本”超过其购买机器耕-播-收的成本，这些小农场便较普遍地购买机械服务（和使用节省劳动力的除草剂）。如今，机械服务已经相当普及于各地的农村（黄宗智、高原，2013；亦见黄宗智，2014c：第8章）。由于上述的多重原因，今天绝大部分的耕地仍然主要是由小农家庭农场来耕种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因为中国农业较少使用农业雇工，其全人口的贫困率要远低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印度在2005年有足足4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被定义为1.25美元一天），其中不只一半是农业雇工（Dev，2006：19）。与此不同，中国只有15.9%的人口生活在此贫困线下。（World Bank， 2008）

固然，此间差别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更快速的国民经济发展：根据表5中麦迪森的估量，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印度不只一倍。其更快速的发展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无疑放大了新农业革命的作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到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因素，即中国集体化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其后来能够比印度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今天的社会结构仍然和印度主要是（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型农业十分不同。其中的关键显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地革命传统，如果没有那样的制度背景，实施均分土地使用权的承包制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中国农业今天为什么仍然主要是小家庭农业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我们这些十分关心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越来越）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以及对政府错误地向大农场倾斜的批评者，也需要认识到此点基本实际。

对笔者来说，中国农业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未确定的问题，仍然具有不同的可能，而不是已经完全或者无可挽回地是“资本主义”的。近年来，政府确实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导而错误地向龙头企业倾斜，而其之所以盲目相信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业的“产业化”的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只需回顾过去的大型集体农业的错误）。（黄宗智，2015a，2014e；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但是，即便如此，政府迄今仍然没有显示要终结或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迹象，而它正是中国与印度间的不同的关键。

那些坚持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我们只能怀疑其要提倡的是否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 但这是一个中国人民绝对经受不起的选择。在我看来，如今需要的是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改革——譬如，积极扶持小农而不是大公司和大户，组织合作社来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服务，让他们能保留更多的市场收益，借此来处理如今非常巨大和紧急的社会不公问题，也借此来扩大内需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

本文借助较宽阔的历史和比较视野来总结中国新近的农业革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农业革命之所以一直被延迟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因为其特别沉重的人地压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早已排除了种养结合的混合经济，也排除了像18世纪英格兰那样借助使用更多的畜力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如此的制约使农业生产长期与手工副业生产紧密缠结，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农户的生计，因此也排除了18世纪英格兰那样的原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在生存边缘的农民没有可能购买更多的城镇产品而推动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螺旋式上升的城乡贸易。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代投入初步进入中国农业，但其收益基本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蚕食掉。真正现代化（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的农业革命因此一直延迟到1980年—2010年间，而它主要源于农业外的经济发展所推动的食物消费转化，由此而改组了中国的农业结构，把其推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肉-禽-鱼、高档蔬菜和水果、蛋奶）生产。这一切也同时得助于其与（由于生育控制而导致的）生育率的下降以及非农就业的扩增的交汇。同时，新型的高值农业既是资本密集也是劳动密集的农业，由此吸纳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并提高了农业的收入。

换言之，中国的农业历史不可仅凭市场因素，或技术投入因素，甚或两者一起而排除了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因素来理解，像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从那些因素和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而不是单独依赖某一方面（而且，新型的农业革命的来临虽然与市场紧密相关，但其实质内容是舒尔茨视野之外的消费革命）。

中国的农业历史也不能简单从杉原薰那样的“劳动密集型”“东亚模式”来理解。与中国不同，日本人口在1700年之后没有像中国那样大幅增长，而其后，在1880年—1950年现代投入来临期间，其农业人口基本稳定不变，因此能够显著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由此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至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较早得助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地方治理体系为农业所提供的现代投入，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开始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上升的演变，由此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把这些地方和中国大陆笼统简化为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便具有一些洞察力，也严重掩盖了这些重要的不同。

其实，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之间的不同一定意义上要比其相对劳动密集的共性更重要。悖论的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中国大陆真正重要的启示是其相对成功的农业合作社经验。这是杉原薰没有考虑到的方面。它们的合作社源自一个历史偶然巧合，即先由日本地方治理为农业提供现代投入的制度传统，后来在美国占领下所实施的为建立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土地改革，以及创建由农民控制的民主化农业合作社来掌控相当部分的政府支农资源和功能，这三者的结合。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为小农户提供了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服务，使他们能够避免受到像在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那样的商业资本的榨取，借此为自身保留更多的市场收益。由此，确保了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全社会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正是由于历史偶然巧合而产生的合作社，而不仅仅是其与中国大陆的劳动密集的共性，才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真正启示。

是印度最近的农业革命，而不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的，才最近似于中国大陆的农业革命。首先是，印度同样因为人口压力而没有能够在现代投入初步进入时期做到农业的现代化（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之后，由于同样的消费转化以及农业结构的改组而推动了同样性质的农业现代化革命。两者在这些方面的共同点再次为我们说明，简单聚焦于市场和科技而无视人地关系资源禀赋，是不足以理解其农业历史的。

同时，印度与中国之间鲜明的不同提醒我们，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多么重要地塑造了如今的农业革命。中国之前较高度的社会公平发展是其后来之所以能够比印度更成功、快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正如阿玛蒂亚·森已经清楚为我们说明的那样。而中国土地改革的革命传统乃是如今平分土地使用权的承包制度的历史根源，而承包制则正是中国之所以没有和印度同样简单走上资本主义化农业道路（其45%的农业劳动力已经成为无地雇工）的主要原因。中国走的主要还是小农家庭农场发展的道路。

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由于其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迷信——一个既来自新自由主义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决策者的）错误认识，一直向大农场倾斜，小家庭农场，尤其是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农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即便是大农业企业，如今仍然多依赖与小农户签订合同或订单的方式来经营，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方式。（尤见黄宗智，2011；纳入黄宗智，2014c：第13章）

总而言之，简单的某种“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单一的因素（如市场或技术或产权）都不足以给予我们对中国农业以及其新近的革命准确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根据历史经验证据来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包括市场、技术、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国家行为、产权制度、社会关系与城乡关系，也包括历史的偶然性，来理解中国的农业。这些因素中的不同的和错综复杂的结合与互动才能够说明以上讨论的各种农业革命间的异同。单一突出一个因素，有时候固然可能可以说明某些部分的问题，但更常见的是，会遮蔽我们的视野和混淆实际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和其历史偶然性，才能真正了解其过去和现在。学术研究最终必须连接理论概括和经验证据，才有可能使抽象概念扎根于实地，避免其成为只是脱离实际的理想化。

 

参考文献：

陈柏峰，2012，《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31—46页。

陈锡文，2014，《中国农业发展形式及面临的挑战》，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o/2014-11-24/092231192687.shtml。

高原，2014，《大农场和小农户：鲁西北地区的粮食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1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126—144页。

黄宗智，2015a，《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18—35页。

黄宗智，2015b，《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 ——五种巧合的交汇》，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00—124页。

黄宗智，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2000、2004、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b，《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2000、2006），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c，《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d，《〈中国乡村：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总序》，载黄宗智《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第1—17页。

黄宗智，2014e，《“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76—194页。

黄宗智，2013，《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56—73页。

黄宗智，2012，《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 89—99页。

黄宗智，2011，《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82—105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第134—158页。

黄宗智，2009，《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51—73页。

黄宗智，2008，《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67—287页。

黄宗智，2002，《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中国与英国》，载《历史研究》第4期，第149—176页。

黄宗智等，2012，“专题：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5—115页。

黄宗智、高原，2013，《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 》，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0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8—50页。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0—30页。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 》，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148—159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74—88页。

焦长权，未刊稿，《从“过密化”到“资本化”：“新农业”与“新农民”——以湖北省恩施市烟叶种植农户为例的讨论》。经作者允许引用。

林辉煌，2012，《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 47—70页。

张建雷、曹锦清，2016，《中农经济的兴起：农业发展的去资本主义化及其机制——基于皖中吴村的调查》，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3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2009，《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1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0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 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9，《中国统计年鉴 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8，《中国统计年鉴 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6，《中国统计年鉴 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5，《中国统计年鉴 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3，《中国统计年鉴 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1996，《中国统计年鉴 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1993，《中国统计年鉴 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1987，《中国统计年鉴 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1984，《中国统计年鉴 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1983，《中国统计年鉴 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编），2000，《中国统计摘要 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2009，《中国农业年鉴 2009》，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Allen， Robert C.，1992，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ent of the South Midlands， 1450-18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lice H.，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Vol. 5， No. 3 （July）， pp. 341-379.

Ban， Sung Hwan， 1979， “Agricultural Growth in Korea， 1918-1971，” in 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eds.） ， 1979，  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 Taiwan，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90-116.

Buck， John Lossing， 1937，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rmeister， Larry， Gustav Ranis and Michael Wang， 2001， “Group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Farmers Organisation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28，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http://papers.ssrn.com/paper.taf abstract_id=275298.

C. I. A.， 2015， “Country Comparison： Distribution of Family Income-Gini Index，”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 accessed at March 20， 2015.

Cohen， Theodore， 1987，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Free Press.

De Vries， Jan， 1993， “Between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World of Goods： Understanding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85-132.

De Vries， Jan，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v， S. Mahendra， 2006， “Agricultural Wages and Labor since 1950，” in Stanley Wolpert （ed.）， Encyclopedia of India， Volume 1， Detroit： Thomson Gale， pp. 17-20.

Drèze， Jean and Amartya Sen， 1995，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ham， Mohamed， Hajime Kobayashi， Ichizen Matsumura and Arif Alam， 2012， “Japa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t Crossroads： A Review，” American-Eur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12， No. 7， pp. 943-953.

Gulati， Ashok， 2006，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Diversification since 1991，” in Stanley Wolpert （ed.）， Encyclopedia of India， Volume 1， pp. 14-17.

Hanley， Susan B. and Kōzō Yamamura， 1977，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Japan， 1600-186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yami， Yujiro， Vernan W. Ruttan and Herman M. Southworth （eds.）， 1979， 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 Taiwan，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ayami， Yujiro and Saburo Yamada， 1991，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Japan： A Century’s Perspectiv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Ho， Samuel， 1968，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Colonialism：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3 （September）， pp. 311-340.

Jones， Eric L.， 1981.， “Agriculture 1700-1780，”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6-86.

Kang， Kenneth and Vijaya Ramachandran， 1999，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Korea： Rapid Growth without a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July）， pp. 783-801.

Kurimoto， Akira， 2004，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Japa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Vol. 32， No. 2， pp. 111-118.

Lee， Teng-hui and Yueh-eh Chen， 1979， “Agricultural Growth in Taiwan， 1911-1972，” in 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eds.），  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 Taiwan，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59-89.

Lenin， V. I.， 1956 （1907），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Levine， David， 1977， 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ongworth， John W.， Colin G. Brown and Scott A. Waldron， 2001， Beef in China： Agri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t. Lucia， Queensland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Maddison， Angus，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 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Maddison， Angus，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Moore， Richard H.， 1990， Japanese Agriculture：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Overton， Mark， 1996，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1984，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ith， Ashwani， 2008， “China and India：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9， No 5， pp. 723-757.

Schofield， Roger， 1994， “British Population Change， 1700-1871，”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0-95.

Schultz， Theodore，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tiy  Press.

Smith， Adam， 1976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gihara，Kaoru（杉原薰）， 2003，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 Long Term Perspective， ”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500，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78-123.

Weatherill， Lorna， 1993，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Behaviour in Late Seventeenth — and Early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206-227.

World Bank， 2008， “World Bank Updates Poverty Estimat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1882162~pagePK:64165401~piPK:64165026~theSitePK:469382，00.html； see also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26/poverty-facts-and-stats#src3.

Wrigley， E. Anthony，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ley， E. Anthony， 1985，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5， No. 4 （Spring）， pp. 683-728.

Zhang， Qian Forrest， Carlos Oya and Jingzhong Ye， 2015， “Bringing Agriculture Back in： The Central Place of Agrarian Change in Rural China Studi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5， No. 3， pp. 29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