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因为要实行机构精简，各地党委和人委的大多数干部，都未能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获得职位，因此，一个时间内“剩官”多得不得了。人委这个名称是学习苏联的，各级政府不叫政府，叫人民委员会，邓小平掌握实权之后，废除了文革期间成立的革委会，才改称人民政府。
1971年斯诺访华的时候，周总理特地接见他，对他介绍过官员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级别，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官员丧失权位，下五七干校劳动。周总理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 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斯诺著 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14页】顺便说一下，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中直机关五七干校，还是在干校里找的对象结婚的。
据《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记载：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黑龙江的经验。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l3.5％。【http://www.whds.org.cn/list.jsp id=8】
黄纪苏是干部子弟，我曾经问过他父母下干校是什么感觉，他说当时他上小学，跟小伙伴们说：我爸我妈下干校了，那感觉就跟今天人们说我们家谁谁去上大学的感觉，特自豪。等到他妈妈从干校回家之后，他就感觉他妈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而且特能干，以前水龙头灯泡什么的坏了，都是找人修，现在一律自己搞定，而且是马上搞定。
之所以叫做五七干校，首创权在于黑龙江省革委会，他们率先找到了安置剩官的方法，这个方法被 《人民日报》当做先进经验推广，又得到了毛老人家的肯定，于是全国各地都学习。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 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语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
《人民画报》1969年第1期
文革时期有一个很诡异的政治现象：很多人造反批判当权派，多年以来当权派的黑暗面被大量揭发，但是，群众对于共产党的合法性不仅没有怀疑，反而还上升了。这个现象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老田访问很多工厂的老工人，他们回忆，文革晚期如果干部给不公正待遇，大字报应该这么写：第一段先要把毛主席和共产党夸奖一番，说他们领导人民翻身得了解放，人民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第二段要写文革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并深揭狠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如何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三段要写干部怎么对我不公正，并提出具体要求。老田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三段一段都不能少吗 老工人说是的，第三段肯定是不能少的，因为要是没有不公正待遇和没有个人要求的话，大字报就不用写了；第一段也是不可少的，因为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初期，干部通常都是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所以，这一段一定不能少，是属于预防性的政治保险行为，说我怎么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是为了防止被干部抓辫子。第二段也不能少，既然刘少奇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官都犯错误还可以批判，小官也是可以批的，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老田看来，这是一种关于批评权正当性的权利声明。后来，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逊先生告诉我，上海工厂的大字报也是这个三段式的写法。
毛时代有个说法叫做“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看来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通过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文革运动，普通工人对于干部进行打击报复的常见策略，能够做到预先防范，加上援引文革时期狠批高官的惯例法，以批评干部的方式增强干部对于正当要求的回应性，现在变得很方便了。其实，在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保障“四大”权利的条款出来之前，给干部写点大字报已经没有啥子风险了，而且只要大字报提出的要求合理，干部的回应性也是很及时和充分的。很多自由派人士说老百姓不了解刘少奇邓小平，批判也是胡批一气，这是不对的，这件事事关重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批评权这个有着特殊重要性的权利，是否能够以极低风险来行使。
工人一般而言还是挺喜欢学习班和批判会的，因为这个会议不管讲什么，都客观上重申批评权。质而言之，这种会议讲什么、听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会议要经常开，可以增强“面对当权派的弱势群众”的地位。【出处同上】
在很多老工人看来，文革一个巨大的好处在于：群众相对于干部的地位提高了，而且行使对干部的批评权的风险近乎下降为零。这里面可能意味着：微观政治领域的权利提升，可以转换为个人对宏观政治的合法性认同提高，这中间有一个相互转换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激进的小右派批判一党专政和不民主，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认真的政治研究和主张，而是在微观政治领域中间在直接上级那里受了憋屈，一口气憋在心里十年八年都出不来，结果转化为对宏观政治的强烈不满和颠覆性不认同，这也是相互转换的关系：在微观政治中间找不到出路就去宏观政治领域发泄一通。老田曾经当面问过好几个激进的小民主派，如果给你微观政治领域的批评权，你会怎么样 不止一个人回答说：哪怕上面都是王八蛋也要坚决拥护一下。
劳动课的成绩单
社会调查课
劳动面前人人平等
艰苦朴素课程，针线包要随身带的，而且不能够靠妈妈或者老婆帮忙，更不能依靠女秘书，大老爷们自己就得学会，还是在相互监督或者相互学习的场合中间。
当年的小学生都会背的著名诗歌，专门夸奖针线包和补衣服手艺的——“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补棉袄；南征北战打豺狼，缝补鞋和帽。”
进军畜牧业，围观正宗的土猪，土猪肉真的好好吃耶！
土法上马办文艺，有人说了文革时期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看来遗漏了这个宣传队的演出。
这是在邓小平的菜篮子工程实施之前的“豪华蔬菜种植方案”
看着有“威武雄壮斗志昂”的感觉，看样子还特高兴，不像是去种地的。老田当年就是职业农民，去种田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吧，不知道是不是摆拍。
文化部系统的干校办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当地农民对于这群人来占据耕地资源是有意见的。湖北作家刘继明写过一篇《回眸五七干校》，其中写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些文化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原本是为了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但由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份不菲的工资，所以才能吃上杨绛记叙的那样丰美的‘宴席’，这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还极度清苦的农民眼里，仍然是一群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贵族’。对此，杨绛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原载左岸文化网站】
有一个法国记者卡罗尔（著有《毛泽东的中国》一书，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了这本书），在文革前夕来中国访问，那个时候北京各机关人员都经常下乡去支农，搞体力劳动。记者后来见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告诉他说：我们下去劳动都是原来的工资不变，这些人下去干的活儿不多，远远不如一个老农民，工资却要高出农民好多倍，算账结果：国家是亏本的，而且巨亏N倍。干部种田的经济效益比较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邓小平就停止了，不再叫干部去种田了。
除图下注明外，资料均来源于此书。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