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我阅读了《法社会学信札》、《社会分工论》、《现代性的后果》、《社会静力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几本著作，对其中戈夫曼所写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有浅显的感想，因此，本次读书报告将对书中的部分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表演一词，人们往往认为其有虚饰、伪装之嫌，但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却是进行社会互动不可或缺的概念。通过表演，表演者将精心准备的角色形象展现给观众，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互动。那么表演是如何进行的呢？一场精彩的戏剧表演一定要有精美的舞台布置、令人拍案叫绝的剧本和情绪饱满、演技精湛的演员等要素，社会互动中的表演同样如此。
舞台是表演者展现角色的主要区域，对应拟剧理论中的前台这一概念。具体可以分为以装饰品、布局为内容的“舞台设置”和以种族、年龄、衣着服饰、言行举止、身材样貌为内容的“个人前台”。如医院当中，医生所穿的白大褂，诊室内的精密仪器都构成了医院这一前台的塑造。与前台相对的是后台，意指表演者进行准备并与前台相对隔绝的区域。前台与后台的区隔，为的是在观众面前维持角色印象的一致，任何不符合一般印象的表演一旦发生在前台，对整个表演来说虽然不致命但也是非常尴尬的，是任何表演都要极力避免的情况。
表演者在舞台上不是随意发挥，有了剧本，他才知道该如何演绎他的角色形象，戈夫曼以“理想化”为题阐释了一般情形下的表演标准，指出表演者要努力达到的角色形象通常要符合共同道德，是对集体认知的强调和重申。如老派英国地主，迎宾待客极尽奢侈，但在私底下却可能十分地勤俭节约；接受政府补贴的贫困者在应付调查时，往往会将自己的生活情况表现得更加糟糕。可见，剧本和表演不是随心所欲的，表演者要尽力符合某种“刻板印象”，致力于实现印象和现实的一致。
为了呈现出一场引人入胜的表演，通常需要许多表演者通力合作，相互协调。这就引出了戈夫曼理论中“剧班”这一概念。以早期美国种族隔离为例，当附近没有其他白人时，一个黑人也许会对身旁的白人工人直呼其名，但当另外的白人接近时，他又再度采用先生的尊称。剧班成员有不同的分工但又共同的责任，即观众在场时，不得做出任何不适当的行为破坏剧班表演。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着眼于印象管理，不论是舞台布置、表演达到理想化的效果或是剧班协作，都是印象管理的技巧和策略，目的是在观众面前维持印象的一致，并最终服务于社会互动的顺畅和确定。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这个月我阅读了戈夫曼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韦伯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学术与政治》、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国际秩序》、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这几本著作。本次将对戈夫曼这本有关污名与身份的著作进行简要的介绍。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污名不太一样，戈夫曼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阐释这个概念的。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各种特征表现的污名，如身体上的残缺、性格上的缺陷，概括来说，是“任何不受欢迎的特征”，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污名。在第二个层次，他以是否符合社会成见来鉴别污名。换句话说，社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和期待，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会被“污名化”。
一个携带污名的人，往往会受到常人的异样目光和特殊对待，进而影响他正常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为了改善这种不利处境，蒙受污名者发展出了多种应对策略和技巧，戈夫曼归纳为：同类互相打掩护、主动暴露污名、避免接触、斥责同类、抹去污名标记等等。借助各式各样的技巧，蒙受污名者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常人”的形象，进行正常的交往。
此外戈夫曼提到了身份的问题，主要涉及污名者和同类以及社会中绝大多数常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同类之间的关系，污名群体内是如何互动呢？戈夫曼以暧昧概括这种关系。蒙受污名者在同类群体交往中犹豫不决，并倾向于将整个群体进行分层处理——以常人的态度对待那些特征比自己明显的同类，将那些特征比自己弱的视为常人，他既无法接受他那个群体，又不能随它去。其次，常人在和蒙受污名者进行互动时也具有某种暧昧心态。他既希望蒙受污名者将自己视为健全的人，不要将污名看作是多么沉重的包袱，以致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接触和交往，但又必须和常人保持一段距离，不要过分逾越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之间的界限。在这两种关系中，蒙受污名者的自我认知遭受着双重标准的撕扯，对身份的认知飘忽不定，矛盾构成了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主基调。
戈夫曼在前几章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介绍污名者如何管理自身的污名信息和认知群体身份，突出蒙受污名者和常人的差异与不同。但在最后，他话锋一转，指明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并不是他论述的目的。他强调，如果以前述第二个层次的社会成见来看待污名，其实每一个常人何尝不是蒙受污名者，我们被赋予了理想的社会身份，一旦发生偏常行为，就会招致污名。在这个意义上，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不是两拨人，而是“双重角色无处不在的社会过程”。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我阅读了周雪光的《组织社会学十讲》、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社会中的国家》这几本书，本次简要介绍一下《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的主要观点。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冷战结束后最具争议性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该书以黑格尔和科耶夫的历史哲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宏大叙事：随着苏联解体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胜利，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已到达终点，历史在普遍意义上的斗争宣告“终结”。然而，福山并未止步于对自由民主的胜利宣告，而是进一步探讨了“最后的人”在历史终结后可能面临的精神困境。
福山借用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概念，但将其与科耶夫对现代性的解释结合。他认为，历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自由民主制度通过满足人类对“承认”的根本需求，终结了这种竞争。人类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更渴望被他人视为具有尊严的平等个体。奴隶制、君主制和极权主义均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而自由民主通过平等权利和法治实现了普遍承认。
关于自由民主制下的精神危机，福山借尼采的“最后的人”概念警示：历史终结后的人类可能陷入精神虚无。当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类可能失去追求伟大理想的动力，沦为只关心舒适生活的“末人”。自由民主的稳定依赖于平庸化的个体，但这也可能削弱社会的创新能力和英雄主义精神。
21世纪以来，威权主义复兴（如俄罗斯、土耳其）、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主义、欧洲右翼）挑战了福山的乐观预言。同时，自由民主制内部因种族、性别等议题陷入分裂，显示其并未彻底解决“承认”问题。福山低估了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富分化如何破坏政治平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指出，经济权力可能架空民主制度。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部充满思想张力的作品。它既是对冷战结局的哲学总结，也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预警。尽管现实世界并未如福山预言般顺利走向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但其关于“承认”与“人性”的讨论依然具有启发性。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我阅读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斋藤淳的《政治分肥：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经济学》、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这四本书，本次简要介绍一下《民族国家与暴力》中的主要观点。
吉登斯开篇指出，社会学常徘徊于过去的军国主义社会和当下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社会这两种对立型态之间，却忽视了诸多重要议题。他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构建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在探讨国家形态演变时，吉登斯详细阐述了从传统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传统国家中，权力分散，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边陲”与“中心”界限模糊，国家对地方的监控能力有限。而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使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国家机器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过渡阶段。
民族国家具有独特的特征。它拥有明确的领土边界，在该领土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暴力工具实行垄断。例如，现代国家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维护国内秩序与国家安全。同时，民族国家借助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行政监控能力，实现了对社会成员的全面管理。像人口普查、户籍制度等，都是国家监控的手段。
吉登斯强调权力与场所的紧密联系，认为现代国家是“权力集装器”。在民族国家中，权力不仅集中于政府机构，还通过各种场所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工厂、学校、监狱等场所都成为权力运作的载体。以学校为例，其正式等级制和行为规则，影响着学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进而塑造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将劳动力集中，通过监控和经济压迫取代直接暴力压迫，实现对工人的控制。
暴力在民族国家中呈现出独特的运作逻辑。在传统社会，公开处刑等暴力惩罚屡见不鲜，但在现代国家，示众性惩罚逐渐消失。国家将制裁能力从公开暴力转向渗透性行政力量，以更隐蔽的方式维持统治。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违反者将受到行政或法律制裁。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的暴力表现为战争。吉登斯认为，随着军事工业化的发展，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不断升级，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成为塑造现代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例证，它们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
吉登斯的理论告诫我们，在享受民族国家带来的稳定与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背后的权力逻辑和暴力风险，并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更加合理、公正的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
阅读周期：2025年3月31日-2025年4月29日
本月我阅读了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逃避统治的艺术》和摩尔的《法律与人类学手册》这四本书，本次简要介绍一下《弱者的武器》中的主要观点。
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以独特的视角，深入剖析了马来西亚农民的日常反抗行为，为我们展现了弱者在面对强大权力体系时，所采取的微妙而持久的抵抗策略。这些 “弱者的武器”看似琐碎、隐蔽，却蕴含着深刻的生存智慧和政治意义。
斯科特指出，在传统的政治分析中，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公开的、激烈的反抗形式，而忽视了弱者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 “日常反抗”。这种日常反抗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怠工等行为。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而言，公开的反抗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他们选择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式来表达不满、维护自身利益。
以书中提及的东南亚农民为例，在土地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压迫下，农民们无法直接与强大的地主和国家政权对抗。于是，他们通过故意降低劳动效率、虚报产量、藏匿粮食等手段，来减少自己的实际付出和被剥削的程度。这些行为并非是农民们的软弱表现，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形成的一种理性选择。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权力体系的漏洞和缝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进行抵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弱者的武器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对权力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秩序的反抗。这些日常反抗行为虽然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但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权力关系。通过不断地实施这些小的抵抗行为，弱者逐渐建立起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同时也对强者的权威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例如，农民们的偷懒和怠工行为，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从而迫使地主不得不调整管理方式或减轻剥削程度。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弱者的武器》揭示了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权力并非是单向的、绝对的支配，而是在强者与弱者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弱者的日常反抗行为表明，即使在看似强大的权力体系下，弱势群体依然拥有一定的行动能力和反抗空间。这种反抗虽然不具有革命性，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
阅读周期：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9日
本月我阅读了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二卷）》、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这几本书，本次简要介绍一下《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的内容。
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中，迈克尔・曼深入剖析了工业革命至一战期间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曼通过对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这四种权力来源（IEMP 模型）的交互分析，揭示了阶级与民族国家兴起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
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英国的小资产阶级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曼指出，小企业主及其亲友的资金支持，是工业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农业发展、广阔的帝国市场、战争需求，以及法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在这个时期，科学合作和大规模实验室尚未成为发明的主导力量，发明者保持着相对独立，与小雇主、批发商、贸易商、工程师和独立工匠相互合作，形成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模式。这种模式下，旧政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经济对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曼还关注到识字率、酒馆、报纸和期刊等公共论坛对跨阶级 “共识” 形成的作用，强调了意识形态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冲突逐渐凸显。不同阶级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诉求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罢工、示威等活动此起彼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而民族国家的兴起，则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主题。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四种权力来源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民族国家的形态。例如，政治权力在国家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政策、建立制度，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经济权力则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军事权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成为国家扩张和竞争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权力则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强化了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
在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中，曼提出了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的概念。专制权力指国家精英在无需与市民社会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基础权力则是国家渗透市民社会、在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政治决策的能力。他认为，现代威权政体具有高度稳定性，因为这种政体能够同时掌握大量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同时，曼还提出了加强国家基础权力的四种方法，包括劳动分工、提高识字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以及发展职业官僚队伍。这些方法对于提高国家基础结构的效率、促进商品交换和贸易流通、通过法律进行统治，以及提升国家对社会和自然界的干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书的最后，曼运用其理论对一战的起因进行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一战的爆发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权力来源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竞争和冲突，最终导致了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例如，经济上的竞争引发了贸易争端和资源争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导致了各国之间的联盟和对抗；军事上的军备竞赛加剧了紧张局势；而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以其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深刻的理论分析，为我们理解工业革命至一战期间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迈克尔・曼的 IEMP 模型，为我们剖析社会权力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本质。这本书不仅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