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围绕社会学、政治学为主线阅读了包括：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与《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乱伦禁忌及其起源》、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罗素的《权威与个人》、强世功的《立法者的法理学》、王绍光的《中国·政道》一共11本书。
以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为例，围绕权力与政治秩序主题展开。在吉登斯看来，权力即指改造能力，指能够通过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他们。通过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干预为权威性资源；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他们而作为配置型资源。在吉登斯看来，两种围绕权力运作的资源内嵌于政治社会体系中的再生产过程，由于政治秩序具有某种程度的跨时空的连续性，因此资源也就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并构成他们的社会体系与政治秩序。
吉登斯的权力理论同韦伯、福柯有所不同，首先，权力的行使与“时-空”关系紧密结合，因而统治的“范围”与“强度”被区分开来。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于那些屈从于其统治的人们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后者指那些能用来支配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措施。吉登斯意在指出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权力支配的范围与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传统国家是裂变性、有边陲而无边界，因而国家机器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而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项重要特征是：现代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权力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路径，其各种统治均依赖于权力的制度性调配。国家机器亦是大规模运作的权力组织体系，吉登斯将国家的首要特征归纳为：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监控。与福柯“规训与惩罚”的微观权力视角不同，吉登斯从宏观视角出发提出现代国家基于社会再生产体系，通过权力的制度性调配实现了对全社会领域内的反思性监控。在传统国家里，权力的制度性调配的场所仅限于城市周围，对于农村始终无法进行皇权下乡实现有效的监控。相反现代国家中通过社会全领域反思性监控的建立，国家机器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权力体系实现了对所有社会日常生活的支配可预测性。
最后，反思性监控建立并强化了单一的、最高的权力体系。权力只能在特殊的互动场所与情境中运作，吉登斯称为“权力便装器”。传统国家由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有限，只能在社会范围内实行一般监控，其进行监控的手段有限，因此传统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传统国家尚未形成单一的、世俗的、最高的权力体系。相反，现代国家通过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有效手段建立完善了有效的社会反思性监控体制，因此现代国家实现了国家的内部绥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权力体系得以建立。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围绕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主线阅读了包括：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王绍光的《中国·治道》、本杰明·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与《法律的成长》、霍姆斯的《法律的道路》、劳伦斯·詹姆斯《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塞巴斯·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共12本书。
以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为例，围绕吉登斯的结构理论展开。吉登斯在本书中提出基于结构二重性的新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构成、秩序和变迁。
结构的双重性首先在于突破传统基于社会主体或客体建构社会体系的解释，韦伯与涂尔干是二者的典型，吉登斯认为无论是从社会客体从决定论角度解释社会构成，还是从社会主体—人的社会行动与主观意义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都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变迁。因此，吉登斯主张将社会主体与客体相融合的结构作为新的理论框架。
其次，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以“系统性”的形式。所谓结构化特性指的是在社会系统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在吉登斯看来，这些规则与资源由于“主体不在场”的特性能够跨越时空限制，使得循环反复被纳入结构的社会系统包含了人类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被跨时空生产出来。
最后，结构双重性视角下形成了一套以人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系统互动产生的社会构成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一方面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实践是结构性理论的一端，在吉登斯看来人从婴儿时期就有一种不确定性的危机感，因此人必须在加入社会即在“共同在场”的过程中定位自己的身份，形成一套日常的例行化实践意识与活动形式。通过日常例行化的实践，社会主体能够循环反复组织起来一系列规则与资源，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行动与系统。而社会系统又产生了对社会主体的约束与物化。即社会的构成是由社会主体与客体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这种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结构特性称为贯彻其中的规则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具体情景中，社会主体行动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被再生产出来，即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围绕社会学、政治学为主题共阅读了10本书。其中包括：韦伯的《古犹太教》与《印度教与佛教》、涂尔干的《原始分类》与《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吉登斯的《公民社会与身份阶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王绍光的《安邦之道》、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起源》、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以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为例，围绕中国走向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为主题展开，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提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进所决定的。与黄仁宇、福山、费正清等主张中国近代现代化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开端于鸦片战争或辛亥革命的观点所不同，孔飞力认为早在18世纪晚期的乾隆至嘉庆年间，当时的由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方面，由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全球贸易体系为中国带来了拉美地区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从而使得土地亩产粮食的迅速增加，造成了人口数量的迅速膨胀，截止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的3.6亿，在孔飞力看来这样规模的人口将对清王朝政治机制带来一系列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从清王朝建国一直到嘉庆年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却不断呈现弱化和萎缩趋势。其典型特征为普遍化的贪污腐败、官僚组织的效率低下、农民群体的悲惨处境。类似和珅超级贪官的出现绝对不止是皇权的任意与非理性，而是表征贪腐已经成为政治运作的潜规则，因此孔飞力与巴林顿·摩尔一样指出19世纪早期中国的官僚体制实际上已经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正是在面临这样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整个统治阶层便会围绕种种“根本性议程”而开始形成共识。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胡林翼等主张“经世”哲学的文人阶层通过利用《诗经》、《论语》等中国古代先贤著作的内部价值观为早期的现代化建设套入一层合法性的外衣进行辩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孔飞力便提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演进所决定这一论点。
应当肯定孔飞力关于清王朝在18世纪晚期面临合法性危机和阐述魏源等人提出的主张有利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主要由中国内部价值主导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并非是18世纪晚期清王朝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孔飞力在此实际上犯了以一概全的错误，错把调整政治机制、扩大政治参与的局部表象等同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
费孝通指出在古代中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农村基本保持着皇权不下乡的权力结构关系，黄仁宇在分析16世纪明王朝税收体系中指出明王朝的税收体系实际上在农村里很难核准土地、人口和税收。实际上两汉、隋唐、两汉、明朝代均是因为陷入治理规模扩张与治理体制衰败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而或是被内部独立势力发动起义暴乱推翻或是被异族攻灭。因此，可以有理由相信清王朝在18世纪晚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不过仅仅是中国王朝倾覆、天下兴亡结构性规则的再生产过程的一环而已，其结果在某些历史循环论学者看来不过是一种规律现象而言，因此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完全无关，我们不能认为由于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出现的社会危机由于距离鸦片战争、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普及的时间较近，就强加联系认为18世纪晚期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出现以及应对措施就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开端。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围绕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主线阅读了包括：布迪厄的《实践感》、《论国家》与《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与《性经验史》、安东尼·吉登斯的《亲密关系》、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伯特·达尔的《论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钱穆的《中国思想史》、顾立雅的《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一共11本书。
以福柯的《词与物》中福柯提出的四种相似性为例。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四种相似性”是文艺古典时期知识型（认识型）的核心特征，它们构成了当时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这些相似性通过符号系统将词与物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以“相似性”为秩序的知识网络。其内涵包括：1.适合。基于空间相邻性的相似关系，事物因位置邻近或边界接触而产生关联。福柯认为这种相似性体现在“两物之间的结合处”，例如植物与土壤的依存关系。2.仿效：
打破空间限制的模仿关系，事物通过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形成远距离呼应，类似镜像或象征关系;其特点是无需物理接触，通过“整体与部分”的类比构建知识网络，具有超越时空的隐喻性。3.类推，即更抽象的结构性相似，通过类比将不同领域的事物纳入统一逻辑框架，强调内在形式的同构性。4. 交感，一种神秘的、无固定规则的吸引力，使不同事物自发产生共鸣，同时伴随对抗性力量“反感”以维持平衡。
在福柯眼中四种相似性对于古典时期的知识结构形态的意义在于，其实现了“自然”与“人性”两者功能的相互、逐一对立；通过四种相似性自然通过真实而无序的并置作用，使差异出现在存在物之有序的连续性之中；相反，人性是使同一出现在表象的有序链条中，并且是通过意象展开的作用以实现这一点的。
在此基础上，福柯指出了本书的核心主题——人死了。因为古典知识形态建构的语言，作为表象和物之共同话语，作为自然和人性相互交织的场所，其完全排除了能成为“人之科学”的任何东西。福柯自己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是福柯仍指出所谓结构主义实际上包含在人文科学知识的重大转型内部，而这个转型的顶点与其说是结构分析，还不如说是质疑人类学地位、人类主体的地位，以及所谓人的特权。因此福柯像列维·施特劳斯、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等结构主义思想家一样主张一种具有结构化的知识类型或关系蔟作为其认知、排序、分类的主体，其反对西方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盛行的康德、黑格尔强调人作为认知主体的特权地位，因此四种相似性的提出与认知使得作为人文科学之客体和主体的“人”
被反人文科学所消解了，而“人之死”则成了福柯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