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说了算 还是大众媒体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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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与媒体》
【美】理查德·戴维斯著 于霄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6月版
大法官说了算 美国的大法官如何塑造20世纪的新闻报道
理查德·戴维斯
无论是在机构还是个人意义上，20世纪的大法官有影响新闻报道的动机，这些动机在20世纪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最高法院经常面临外部的批评及内部的突发事件。这些一旦公开就会威胁到最高法院的正当性，以及具体大法官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影响新闻报道以达成这些目标，特别是个人目标（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机构）。大法官采用了多种方法来达到目的。
大法官的策略之一是培养、主导与记者的关系。有时，大法官与记者的联系在进最高法院前就已建立起来。在任期间，大法官还通过社会交往、共同的朋友加强与媒体的联系。这些个人关系有时会演变成与记者、编辑和出版商的友谊。这种友谊可能超越了工作层面，但也往往被证明是有用的。有些记者朋友来自大法官的家乡。雨果·布莱克与阿拉巴马州记者格罗弗·霍尔（Grover Hall）之间的友谊是其他大法官都了解的一个事实。在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退休时，他让布莱克帮他个忙，代为感谢格罗弗·霍尔“利用他强有力的文字来引导同胞走向尊严和理智……”然而，大多数大法官选择了有全国影响的记者和编辑。路易斯·布兰代斯与《哈珀周刊》编辑诺曼·哈普古德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他称哈普古德是“好朋友”，并称《圣路易斯邮报》的欧文·迪利亚德（Irving Dilliard）是“菲利克斯与我共同的好朋友……”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日记中评论说，在1940年代，一位著名华盛顿专栏作家“与道格拉斯关系密切”。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了解各个记者撰写报道的基调。大法官知道这些记者会同情自己的遭遇，并不出意外地给予他们高度赞扬。布兰代斯曾经称《圣路易斯明星时报》的编辑欧文·勃兰特（Irving Brant）是“我一切事情上的强有力支持者”。布兰代斯高度评价那些认同他的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高尚、严谨、无畏……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布兰代斯说，布兰特“非常聪明，更倾向左翼……”
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与阿拉巴马州记者格罗弗·霍尔
大法官布兰代斯与《哈珀周刊》编辑诺曼·哈普古德
如果记者自己与大法官建立了关系，那么大法官也需要了解这些记者。一个新的记者，倘若把报道最高法院当作全职工作，常见的做法是，争取与每个大法官会面的机会。1965年9月，约瑟夫·富特（Joseph Foote）那时还是《国会季刊》的新手，他写信给厄尔·沃伦，请求首席接受一次采访，为的是“跟您商量一下我们考虑中的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法官都会同意这样的会面，但它的确是记者了解大法官的一个途径。同样，新任大法官也会与在职的最高法院记者见面。在担任首席大法官后不久，厄尔·沃伦就与最高法院记者团进行了一次不能公开报道的会面。
记者和大法官之间信件往来频繁。《圣路易斯邮报》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马奎斯·蔡尔兹与几个大法官保持着定期通信，并会在专栏里分享信件的内容，称赞大法官的意见。而大法官也会投桃报李，祝贺他的报道取得成功。1961年2月21日，雨果·布莱克写信给蔡尔兹，感谢他寄送了一系列文章给自己。布莱克补充说，他“希望看到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因为“它们写得很好，可以唤醒那些热爱《权利法案》的人。恐怕许多人一直没有意识到宪法保障正在遭受侵害……”在一封信中，蔡尔兹感谢雨果·布莱克的来信，并补充说，布莱克“在表达上是最慷慨的，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我为《圣路易斯邮报》撰写的文章”。蔡尔兹还感谢布莱克最近的异议意见：“再一次，请允许我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表达我的谢意，因为你在恐惧和众口一词的时期勇敢发言。”
蔡尔兹与布莱克的关系一开始摩擦不断，最后记者得到了大法官赞许。在三K党风波与早期异议意见的质疑之后，布莱克在1930年代末受到了记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似乎直接来自其他大法官。蔡尔兹的新闻也传达了其他大法官对布莱克的负面看法。在《哈泼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蔡尔兹援引律师的话说，布莱克的意见“读起来就像他在参议院里的演讲，更像政治文章，而不像法律意见”，还说，他没有在最高法院承担起应有的工作。后一个评论听起来更像是源自其他大法官与蔡尔兹“背地里”说的话。如上所述，蔡尔兹最终转变为布莱克的支持者，并与布莱克建立了密切关系，如同他曾与批评布莱克的大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
另一名与大法官联系密切的媒体人是《圣路易斯邮报》编辑欧文·迪利亚德。迪利亚德也经常写信给布莱克，并寄送所写社论的副本。布莱克在一封回信中写道，“得知有人了解和相信自己，并且自己在最高法院的工作让他们高兴，真令人鼓舞”。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祝愿《圣路易斯邮报》有更大的发行量，这样迪利亚德的工作就能获得更广泛的受众。迪利亚德也是大法官们都熟悉的媒体人。威廉·布伦南应迪利亚德的请求，将几篇专栏文章的副本转交给同事们。
《纽约时报》的记者有更多机会接触大法官
《纽约时报》的记者更有机会接近大法官，这并不令人吃惊。20世纪的大法官们知道，报纸是很好的新闻来源，而《纽约时报》对现任大法官的报道更是引人入胜。刘易斯·G.伍德（Lewis G. Wood）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报道最高法院。在此期间，伍德与几位大法官成了朋友。当伍德从南卡罗来纳州度假回来，再次出现在最高法院的媒体区，法庭信差给了他一封来自大法官的短笺，上面写着，“你在哪儿弄得这么黑，刘 ”伍德与大法官的关系给他报道最高法院提供了很大帮助，他被授予的访问级别在一般记者中是不常见的。例如，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关于弗雷德·文森的文章。文章报道了首席大法官最典型的一天，这暗示着伍德享有接近文森的不寻常机会。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刘易斯
大法官们都熟知、并与之建立友谊的另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是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报道最高法院。刘易斯为大法官们熟知，当他于1964年离开最高法院的新闻工作时，最高法院公共信息官伯特·惠廷顿（Bert Whittington）给每一位大法官发了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刘易斯将离开。在报道最高法院期间，刘易斯写了一篇为最高法院辩护的文章，因为有人批评最高法院没有达到人们对它的预期。即便在离开最高法院记者区之后，刘易斯仍然撰文支持大法官。例如，当《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于1979年出版，刘易斯写书评批评了这本书，他反对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的说法，并为大法官——尤其是威廉·布伦南——辩护。
刘易斯受到大法官的特别青睐。最高法院公共信息官伯特·惠廷顿在得知刘易斯提出采访雨果·布莱克的请求后，即写备忘录敦促布莱克，也要给其他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做可公开引用的采访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来自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而不仅仅是刘易斯。惠廷顿向布莱克建议说，这些记者也“定期驻扎在这里，如果刘易斯总是专享一个新闻，他将遭到编辑的冷眼”。布莱克随后拒绝了刘易斯的采访请求。
也有证据显示，记者偶尔也会试图利用报道给予大法官内部帮助。一个例子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的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Raymond Clapper）。克拉珀通过共同的熟人发现，雨果·布莱克曾对自己的专栏表示失望。这篇专栏是回应马奎斯·蔡尔兹在《哈珀周刊》上发表的那篇“今日之最高法院”的。没人知道，布莱克对克拉珀专栏的不快是如何传达给克拉珀的：是通过别的大法官，还是另一位与布莱克交谈的记者，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消息源。重要的是，布莱克知道了这篇文章。事实上，布莱克的文件夹里保存着蔡尔兹对他的报道，以及克拉珀的专栏。克拉珀写信给布莱克解释说，他之所以撰文回应是因为不喜欢蔡尔兹的文章。克拉珀把它称为“令人气愤的背后中伤，如果这样的攻击源自最高法院本身，那么实际情况需要被世人知晓”。克拉珀还告诉布莱克，他认为自己的文章让人们同情布莱克，并且“这一事件将阻止任何像蔡尔兹文章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最高法院记者团的一些成员会将新闻副本发送给大法官。同样，编辑也经常将专栏转发给某些大法官。这些新闻和专栏通常是对大法官或某一具体法律意见所作非常正面的报道。《俄勒冈报》（The Oregonian）的理查德·纽伯格（Richard Neuberger）寄给路易斯·布兰代斯一篇文章，其中涉及了最高法院和其他大法官。《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驻最高法院记者米兰达·斯皮瓦克（Miranda Spivack）将自己在罗伊案二十周年之际撰写的文章发送给哈里·布莱克门。布莱克门回信给斯皮瓦克表达谢意，并补充说，“你的支持非常有力”。
有些记者写字条给大法官，称赞他们的法律意见。《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Frank McNaughton）写信给罗伯特·杰克逊说：“因为您在国旗敬礼案中的法律意见，我希望可以向您致敬。我觉得这是我读过的最伟大的法律意见之一。一些句子的力量几乎拥有奥林匹斯山般的庄严……”杰克逊回应麦克诺顿说：“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有时，对大法官的赞美似乎比奥林匹斯山的比喻还要夸张。《圣路易斯邮报》的欧文·迪利亚德发电报给布兰代斯，祝贺他作为出庭律师赢得的一个案件满三十周年。
雨果·布莱克与马奎斯·蔡尔兹、欧文·迪利亚德，以及哈里·布莱克门和米兰达·斯皮瓦克之间的关系不是特例。一些大法官对他们喜欢看到的关于最高法院的新闻报道，会以赞美之辞回报。厄尔·沃伦写感谢信给记者。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一位记者，米兰达案的报道让他“高兴得难以言表”。
记者还会投桃报李：做线人，办派对，保护大法官
记者也乐于成为大法官的线人。前文所述的频繁社会交往，以及背景采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圣路易斯明星时报》的欧文·布兰特和雨果·布莱克。在《哈泼斯杂志》文章引发争议期间，布兰特写信给布莱克，向他保证哈兰·斯通不是文章批评的来源。布兰特告诉布莱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它是基于斯通大法官表述的任何内容，他（蔡尔兹）一定是完全扭曲了他话的意思。”
职业关系有时会变得更加不正式。大法官偶尔会在假期邀请记者与他们交谈。记者有时在威廉·O.道格拉斯度假期间跟着他到西部去采访。同样，路易斯·布兰代斯也在度假时接受采访。1935年，他接受了两名记者做的一次不可公开引用的采访，并利用这个机会随意讨论了最高法院推翻罗斯福班子社会计划的判决、及大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即便是在华盛顿，与记者的互动也往往不仅仅是工作，更是社会交往。小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与知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共进晚餐。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与《纽约时报》的刘易斯·伍德、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和安东尼·刘易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经济学家》的布莱恩·比达姆（Brian Beedham）、《泰晤士报》（伦敦）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等记者共进过午餐。在1950年代，弗兰克福特与《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菲尔·格雷厄姆（Phil Graham）关系密切。格雷厄姆曾是弗兰克福特的助理。大法官不仅仅与知名记者共进午餐。弗兰克福特还经常与其他媒体人谈话。在一则日记中，弗兰克福特提到，《纽约世界》（The New York World）的编辑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Swope）曾“打电话过来……这是他长时间的电话访问之一”。
记者当然乐意投桃报李。他们邀请大法官们参加记者聚会。大法官们是《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家中的座上客。他们还出席记者协会的晚宴。记者会向大法官发送私人问候，如祝贺大法官的生日。《恩波里亚公报》（The Emporia Gazette）的编辑和出版人W.H.怀特135（W.H. White）在路易斯·布兰代斯80岁生日那天写信给他说，“你的工作意义深远，会影响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反过来，大法官们也留意着记者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阿瑟·戈德堡写信给安东尼·刘易斯，祝贺他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戈德堡还祝贺另一位记者获得美国律师协会奖。
记者有时会保护大法官。《纽约时报》的刘易斯·伍德在罗伯特·杰克逊加入最高法院之后不久写信给他。伍德请求杰克逊写一份声明，说他不会参与纽约州州长竞选，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伍德希望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独家新闻，但另一个原因是伍德告诉杰克逊，“我不希望你卷入这个事件”。［136］另一个事例是，1963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关于最高法院的特别节目。厄尔·沃伦协助了拍摄。然而，在随后给厄尔·沃伦的信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制片人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感谢了首席大法官的合作，并且补充说，“（我们）没有公开这方面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你所希望的”。在另一个例子中，阿拉巴马州的报纸编辑格罗弗·霍尔（Grover Hall）向雨果·布莱克道歉，因为他转载了报业辛迪加的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批评了布莱克。编辑写信给布莱克说，那时他没有注意到这篇新闻，如果注意到了，他会删除的。
最高法院回避记者，有时甚至直接表明最高法院不愿开放。1955年，安东尼·刘易斯请求采访布莱克，希望他可以在一篇关于司法部长办公室的新闻上给予帮助。然而，刘易斯补充说，虽然他希望得到布莱克的帮助，但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发表意见对最高法院的成员来说是否合适”。七年后，刘易斯请求采访布莱克，内容是关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刘易斯说，“当然我知道您不愿与记者讨论任何有关最高法院的事情”，但强调说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而且布莱克的意见“最具价值”。
通过控制访问，以及让记者在书面意见以外的任何信息内容上依赖大法官，大法官迫使记者接受了职业上的一个潜规则，这样他们才能保住在最高法院记者区的位置。未能遵守大法官关于背景或不公开引用采访的规则，意味着这些记者将会在未来任何与大法官的接触中，被拒之门外。记者在这种高度控制的环境中生存，是因为对消息的渴望。在解释为什么会同意大法官背景采访的规则时，《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记者莱尔·丹尼斯顿（Lyle Denniston）陈述说，他愿意为了获取新闻而做交易。
大法官知道他们创造了这种潜规则。简言之，如果记者接受了最高法院的做法，不去撰写关于大法官的负面报道，就更可能受到最高法院的青睐。有一次，《华盛顿邮报》记者撰写了一篇新闻，暗示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工作量明显低于其他人，弗兰克福特游说邮报将这名记者从最高法院调走。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87年，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人员被允许在闲时拍摄最高法院的会议室。在剧组拍摄时，当时的美国广播公司最高法院记者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盯着壁炉，并从灰烬中抽出了一张纸。他在看纸上的内容时，似乎要做笔记。最高法院的一名公共信息官走到奥布莱恩面前，拿走了文件。奥布莱恩否认做过笔记。这一事件发生后，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撰写了备忘录，将此事告知同事们。一些大法官也撰写了备忘录回应。安东宁·斯卡利亚主张，最高法院应禁止奥布莱恩再次进入大楼。然而，刘易斯·鲍威尔与哈里·布莱克门认为，大法官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在事先没有妥善处置所有机密材料的情况下不应邀请记者进入会议室。约翰·保罗·史蒂文斯权衡了这次事件，认为不太可能对最高法院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我的猜测是，奥布莱恩知道，他可能看到的东西的新闻价值，不值得损失我们的良好态度，并且这一事件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危害。”
最高法院成功地按自己的想法过滤了公开信息
为了赢得公众对最高法院的尊重，大法官需要引导新闻报道关注案件的判决结果，而不是判决作出的过程。这种做法并不是源于20世纪。如前所述，约翰·马歇尔将如下做法制度化了：最高法院给出一个单一意见，而不是达成这一意见的所有个人意见。这种做法掩盖了大法官之间的分歧。
事实上，纵观其整个历史，最高法院一直利用保密制度让公众聚焦于他们选择的区域，而远离可能会损害他们地位的信息，最高法院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按自己想法过滤公开信息方面，它是最成功的联邦政府机构。这一成功得益于只有九名大法官在会议室里参与讨论的事实。大法官相互分享意见草稿，但通常不会更广泛地传播。其他参与者还有助理，他们人数相对较少，并且都已宣誓保密。如果他们泄漏了信息，将会在法律事业刚起步时就被最高法院解雇，并从法律界流放。此外，他们对自己的老板极为忠诚，不太可能会向记者提供信息，令老板难堪。
但这并不是说，助理没有泄漏过最高法院的信息。《最高法院的兄弟们》关于沃伦法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前助理提供的信息。然而，助理们不太可能没有事先征得曾服务过的大法官的允许就这样做。首席大法官在每个开庭期都会警告助理泄漏信息的危害。伯格甚至承诺将解雇和记者谈话的助理。
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最高法院泄露信息案例
说了这么多，大法官却因各种缘故向记者泄漏信息。如前所述，大法官的确与记者存在互动，因此泄漏信息的机会也很多。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多数大法官都参与其中——就是《最高法院的兄弟们》。这本揭露最高法院的著作是由《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作完成的。重要的是，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都没进入过最高法院记者团。因此，两人都没有与大法官建立过工作关系，这或许可以让他们不太忌惮于得罪大法官，断绝未来的联系，或抑制自己之后的报道能力。据伍德沃德所说，最终九位大法官中有五位接受了两名记者的背景采访或不能公开引用的采访。而三位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刘易斯·鲍威尔和波特·斯图尔特——在去世后，被伍德沃德确认为消息源。
大法官斯图尔特和《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
这本书的想法始于一位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家里的鸡尾酒会上见到了伍德沃德，并与伍德沃德建立起私人关系。斯图尔特对伍德沃德仰慕已久；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他在一次演讲中称赞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揭露了水门事件新闻。初次见面后，斯图尔特拿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与伍德沃德交谈，解释大法官在法院会议上的私人行为，详细介绍了他对沃伦·伯格的批评。［246］斯图尔特答应伍德沃德，他会回答任何伍德沃德提出的问题，这对大法官来说是不寻常的举动。伍德沃德后来回忆说，斯图尔特“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觉得他几乎是在希望能通过对最高法院运行的揭露，来迫使沃伦·伯格下台”。
为这本书进行采访的消息在整个最高法院传播开来。伯格没有与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谈过话。他必定已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会得到正面报道。众所周知，伯格不喜欢媒体，媒体也不太喜欢他。伯格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律师位于公共信誉的底层，记者也是这样。作为回应，记者们也对他颇有微词。当伯格退休的时候，《时代》周刊称他“浮夸和孤傲”。《纽约时报》将伯格与媒体的关系概括为“冷若冰霜”。
在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进行采访期间，伯格决定阻挠他们的工作。在法院会议上，首席大法官向其他大法官提议，形成一个禁止大法官和记者之间接触的不成文规定。显然，大法官们没有同意这个规则。鲍威尔写了一张便条给伯格，回应伯格在会议室里的谈话，但最后没有把这个便条送出。鲍威尔说，他认为，大法官不应该“阻止与媒体代表的所有对话”。但是，他也的确说了，“如果那些选择不与媒体代表交谈的人担心我们这些人可能泄密，我宁愿执行禁止任何对话的政策——尽管我本人认为，这不符合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最佳利益”。
事实上，许多大法官和助理参与了《最高法院兄弟们》的调研。这表明大法官对最高法院当前的运行极为不满，或者他们担心，如果不与记者合作，并提供从己方角度讲述的故事，他们就会被描绘成负面形象。无论如何，伯格的建议可能抑制了信息外泄的热情。当伍德沃德试图第二次采访鲍威尔的时候，这位大法官回绝了。就连斯图尔特也开始对这本书有了别的想法。伍德沃德告诉一个采访者，斯图尔特“意识到他已经引发了一场导致最高法院内外诸多问题的雪崩”。
时任《法律时报》（Legal Times）编辑、前《时代》周刊记者戴维·贝克威思（David Beckwith）称之为“最大的泄密”。波特·斯图尔特经常与贝克威思见面，并可能拜托贝克威思在《法律时报》推荐《最高法院的兄弟们》。贝克威思也在推荐文章里提到，在书出版之前，大法官就对这本书有负面评价，这件事的消息源也可能是斯图尔特。
刘易斯·鲍威尔试图撇清自己和这本书的关系。他写了一张字条给伯格（但最终没有送出），他“深感痛心的是自己的名字被牵连”，而本书“完全没有根据地制造了”对伯格的批评。鲍威尔撰写了一份新闻声明，目的是指出书中内容纯属虚构。鲍威尔并未发出这份声明，甚至没有给其他人看过。但他确实写了一张便条给瑟古德·马歇尔，重申对他的尊重，在这本书中，马歇尔也遭到严厉批评。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泄漏的信息影响了大法官之间的关系。伯格怀疑是斯图尔特启动了这个计划。斯图尔特65岁退休，那时离《最高法院的兄弟们》出版仅18个月，这可能是他们之间关系恶化导致的。然而，在离开最高法院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为这本书辩护。斯图尔特承认书中内容有不准确的地方，但称那些属于细枝末节，并说，“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美国人民知道这些事情”。哈里·布莱克门也为这本书辩护。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表示，他的女儿读了《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第一次了解了父亲的工作。“现在，如果那本书为很多人提供了同样的信息，我想也许它发挥了一些作用。”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却并不是最高法院信息泄露的唯一一例。例如，1992年，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的审议内容就在判决前被泄露。《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短文，描述了最高法院在该案上的争议，预计判决的立场可能并不明确，并透露了判决将在开庭期最后一天公布的内部消息。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也不是大法官们唯一一次相互指责对方泄漏机密。1972年6月，威廉·O.道格拉斯写了一份堕胎案备忘录，在法院会议上提交。此后不久，《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最高法院审议堕胎案的报道。新闻报道的内容包括了其他大法官对道格拉斯备忘录的讨论。道格拉斯立即被推定为泄密者。道格拉斯试图平息这种猜测，于是写信给伯格和其他大法官说，他感到“不安和震惊”，因为“关于这个案件，或自己的备忘录，他从来没有向最高法院以外的任何人提过任何一个字”。他说，最高法院的争议“完全是内部的”，如果争议透露出去，也应该以法律意见的形式，而非泄漏给媒体。
尼娜·托滕伯格（Nina Totenberg）在《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最高法院的文章，之后道格拉斯也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道格拉斯向伯格解释，托滕伯格请求他接受不能公开引用的采访。他回答说，他“从来不和其他人谈论最高法院，不管会不会公开”。道格拉斯试图让伯格确信，他不是泄漏信息的人，因为此前他已经被《国家观察者》的记者摧毁过一次了。“几年前我曾见过一个记者，他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见了他，那是一次友好的访问。但我想，那次采访以我被‘斩首示众’结束。”
和道格拉斯的处境一样，对媒体最友好的大法官自然是最值得怀疑的人。欧文·罗伯茨说，道格拉斯曾请求首席大法官在宣布一个案件判决前召开一次法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伯茨分发了德鲁·皮尔逊的一篇专栏文章，这篇发表于当天早上的文章预测了宣判及投票结果。罗伯茨指责，有大法官向媒体泄露了这个信息。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暗示，道格拉斯或弗兰克·墨菲是泄密者。但无论是谁将信息泄露给了皮尔逊，他都可能再次这样做。在后来的专栏文章中，皮尔逊写道，罗伯茨对泄密之事“火冒三丈”。
另一个涉嫌经常泄密的人是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1947年1月号的《财富》（Fortune）杂志上，有一篇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撰写的关于最高法院的文章。文章包含了明显来自大法官的信息。弗兰克福特是向施莱辛格泄密的主要嫌疑人。这意味着，弗兰克福特至少要向一个同事否认他是施莱辛格的消息源。弗兰克福特写信给弗兰克·墨菲说，他与施莱辛格见面，是因为他在哈佛时就认识施莱辛格的父亲，用弗兰克福特的话说，“如果不见就显得太粗鲁……”然而，弗兰克福特说，他没有告诉施莱辛格任何超出与别人的交谈和书上的内容。他否认在出版前曾见过文章的手稿，或阅读过该文。
在其他一些时候，信息差一点就泄露出去。1953年，威廉·O.道格拉斯想发布一份新闻声明，说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虽然已经被作为间谍判处死刑，上诉也被法院驳回，但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格拉斯最终没有发出这份声明。但此事让他的同事们很担心。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写信给哈罗德·H.伯顿说，道格拉斯的信会让人们感到，“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认为那两个人的死刑审判违反了公正审判的要件，但最高法院却对此视若不见。你真的认为，最高法院应该陷入这样的谴责中吗 ”
然而，弗兰克福特本人在五年后成了类似情况的潜在靶子，他当时正在撰写库珀诉亚伦案（Cooper v. Aaron）的附议意见，引发了雨果·布莱克和威廉·布伦南的愤怒。在这个案件中，大法官们希望在种族隔离问题上达成统一战线，而弗兰克福特的附议意见更像是与反对种族融合者的和解，而非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这样的意见可能存在淡化一致意见的危险。布莱克和布伦南决定向媒体发布一个声明，确认弗兰克福特的意见并未损害最高法院的判决。然而，约翰·哈兰说服两人放弃了这一行动。
这些例子表明，在外部关系方面，每一个大法官对他或她的同事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某一大法官的行动可以泄露所有人都期望保守的秘密，并让其他人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在这两种情况下，打算违反保密传统的大法官可能要面对同事们施加的压力。本章前面讨论的罗伯特·杰克逊事件暗示，就连来自同事的压力也并不总是足以维护保密规范。
当泄密事件发生后，大法官试图造成的印象是，它根本就没有发生。与宣判时机有关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泄密后改变行动计划。威廉·O.道格拉斯曾说，当一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和时间提前被德鲁·皮尔逊报道后，大法官推迟了好几个月才宣判，“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让人们相信皮尔逊的预测”。
一个大法官就有能力破坏保密规则，另一个例子是，在大法官退休或去世后对私人文件内容的公开。威廉·布伦南的做法是有选择地允许研究人员查阅自己的文件，而哈里·布莱克门则允许自己的文件在去世五年后公开。瑟古德·马歇尔决定在去世后立即向所有公众完全公开自己的文件，这让其他大法官为之哗然，因为他的备忘录、案件备注和法律意见草稿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在任大法官。一些大法官试图制定一个政策，禁止大法官在退休不满十年时公开他们的文件。但这一政策未能获得通过，因为大法官内部没有达成一致，于是，一些大法官就单方面删除了文件中他们不希望公众看到的信息。
（编辑：晴天）